材料：明帝国与后金的辽东战事成为朝野热门话题的时候，袁崇焕每遇退伍老兵就好与其谈论边塞兵事。久之，就成了官场中的辽东通。他也认为自己有守边关之才能。

1621年，在辽东布防的袁崇焕反对保守谨慎，主张在山海关外第一卫驻军，同时新建宁远城，以便有效保证关外数百里国土。1625年，高第经略辽东放弃原有宁锦防线，袁崇焕愤怒声言：“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3月，努尔哈赤在孤悬山海关200里外的宁远城下与袁崇焕兵戎相见。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官兵感动，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在宁远城下大败后金。时人评曰“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袁崇焕借机重建宁锦防线，布防抗清卓有成效。

其去世一百五十多年后，清乾隆帝评袁崇焕“素与我朝为难”，但毕竟“忠于其君”，可惜无人嘉勉“深可悯恻”。清末梁启超写下《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以“生死系一国存亡”之语为袁崇焕盖棺定论。

——摘编自郭晔旻《名将诞生——宁远与锦州的光辉时刻》

材料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摘编自孟轲等《孟子》

材料二   16世纪到18世纪，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起初，耶稣会士译介中国儒家经典的目的在于证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是一样的。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耶稣会士们创办报纸和杂志等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因此在欧洲知识界和上流社会流传。意大利耶稣会士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出版。《中庸》的译本则被取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17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此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作了介绍。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和宣传，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文化是美妙绝伦、令人向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国家。

——摘编自王杰《儒家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古希腊）哲之剧烈，而嫉妒偏狭之情大为吾历史污点者。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孔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孟子之距（批评）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绝似村妇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汉武帝时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

材料四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绝，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淬炼的科学真理，可为儒学的现代化、时代化转型提供助力。而儒学作为扎根中国土壤的思想文化，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及丰富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肥田沃土，如“表正则何物不正”的社会规矩意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辩证哲学等，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典支撑和理念补充。

——摘编自孙耀胜、王碧颖《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融合》

材料   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抗战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方面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策源地，而且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重心也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于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只要广东精神不死，不但广东前途乐观，就是中国前途也大有把握。

——摘编自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广东与中国》（193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