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唐宝应元年（762年），盐铁使刘晏再变盐法，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与煎户直接交易，收买、运销之权悉归于商人，并得世袭。清代盐政，承袭明末纲法。雍正、乾隆、嘉庆之际，国泰民安，户口繁殖，盐销量剧增。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于时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三   自民初以来，以张謇和景学钤为代表的盐务改革派，为兴利除弊，致力改革中国盐政，但因盐商势力太大，未有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改革派的努力下，至1930年，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刷新盐政。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争状态，确保军需民食，同时尽量笼取盐利佐助军费，国民政府于1942年推行政府专卖制。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转入战后建设，于1945年废止盐专卖，改行征税制。1946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盐政条例》。总观国民政府在战后实行的征税制，虽标榜就场就仓征税，任人民自由贩运买卖，但实际上盐的生产运销仍为封建势力和官僚所把持，巨额盐利亦由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所独占。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1933年7月，在知识分子中颇负盛名的《申报月刊》组织了一次题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从参加者的言论看，这个笔谈会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现代化之影响”这一主题而举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载有7篇文章，以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赞成的有4篇，模棱两可的有2篇，反对的只有1篇。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庆增等人，反对中国仿效苏联采行计划经济，其原因主要有：苏联自己发布的统计数字，“不尽可靠”；“中国国情特殊，幅员既广，人口又多，若仿苏俄之先例，试行国家大托辣斯，姑无论此若大之资本无从筹划，即筹得后，将如何管理乎”？他们从人性恶的观念出发，认为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性，有利于生产。赞成者则反复强调两点：第一，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促使经济协调，“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第二，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

——改编自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