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材料一     7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活跃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官制学校、民俗宗教、货币商贸等的记载不断丰富。据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中国人甚富裕，乐安居……中国人技艺上特别之天才，即希腊或他种人亦当退避三舍也。”“刺桐港(泉州)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中国比拟。”

——摘编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材料二     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三   抗战时期，许多外国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考察，报道“另一个中国”。他们记录下的边区是全中国最接近真正民主政治的，豆选、燃香烧洞等投票方式保障了一切阶级的选举和参政权利。曾经“荒凉的陕北”，已变成“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无苛捐杂税，“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中立的“旁观者”身份和视角，帮助他们向世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善良有效而认真”的形象。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

——摘编自雷艳芝《从外国友人的延安叙事看中国共产党的善治形象》

材料四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当前，中国的世界形象存在着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挨骂”现象还大量存在。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1938年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响应党中央“到前线去，到敌后去”的号召，组织“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来到太行山区，采取创作连环画，为报纸刻插图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工作团又吸收了当地美术工作者杨筠等人加入。1940年初，为了利用春节的机会向根据地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团以战斗性和群众性为方向，开始筹备创作新年画。其中彦涵创作的《保卫家乡》，利用传统门画形式，表现根据地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生动场面。

——摘编自华夏等《中国美术通史》

材料二   美国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在1943年5月29日创作了《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铆工罗西》。“整天无论风雨无阻，她是流水线的一员，她正在创造历史，为胜利而努力，铆工罗西。对破坏保持敏锐的警惕，坐在机身上，那个脆弱的小家伙可以做得更多比男人更能做到，铆工罗西”

——摘编自法拉格《合同存异：美国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