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7年1月，英国水兵因武汉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胜利，刺伤中国民众数十人。事件发生后，武汉各团体代表商定对英办法八条，30余万市民举行反英大会，促使政府积极交涉，最终收回汉口与九江英租界。国民政府收回汉潺租界，迈出了中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要一步，对以后中国打破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争取民族平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发出致各国公函，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户籍管理在1958年以前是基本自由迁徙期，农村户口可以因城镇招工和投亲靠友迁徙为城镇户口。1956年建设高潮来临后，各企业单位普遍从农民中大量招收职工进城。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材料二 1983年，公安部开始进行居民身份证的办理工作，并在北京等地试点。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86年，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凡年满16岁、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了常住户口的公民，都应该申领身份证。身份证的种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两种，每种又有三种式样，即普通居民身份证、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居民身份证和经济特区的居民身份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

材料   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认为中国农民要走出各种生存上的困境，需引导其加入国民合作运动，组织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组织。瞿秋白在剖析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后，认为大规模的合作劳动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1943年，毛泽东在论及根据地的生产问题时指出，根据地内要实行劳动互助，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他认为，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团体，而当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否为群众服务，是对合作社认识上是否正确的标志。

针对新中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邓小平认为，合作化需要稳步推进。宣传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让农民独自面对，只能“呛水淹死”。政府指出，要帮助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流通组织，要建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组织。

——摘编自陈炎生、程泽时《中国共产党百年合作社思想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及启示》

材料一   亨廷顿指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是美国信念，而美国信念的精髓则是新教精神。新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秉持人性恶的理念，新教教徒不信任政府并警惕膨胀的权力，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重要内容。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自由的追求一向同捍卫个人的权利相结合。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相继制定的州宪法、《独立宣言》乃至1787年宪法：都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契约理念。而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文化渗透进历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以及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高度一致、历久不变的美国政治文化使美国人的政治共识所反映的每一种价值观都能从其他几个价值观里推导出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的关系还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样，美国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内在统一与美国政治体制高度契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摘编自牛霞飞       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开始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的探求，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一直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公民逐渐形成民主思想观念，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得以改造。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培养了政治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残余，促进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郑博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