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非洲自北向南，穿越了好几个气候带。其中，沙漠和森林是活动的障碍。农业的发展缓慢而零碎。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联结西非和地中海的泛撒哈拉贸易线路开始了它的转变。亚撒哈拉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用黄金、铁、奴隶、盐和象牙进行交易，所有货物在地中海的需求都增加了。冶铁知识和家畜饲养方法，沿返回的贸易路线传给了黑非洲。随着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东非出现了一系列国家，西非的马里和桑海也一度强大。但非洲的发展始终和亚欧大陆不同。无法像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一样，非洲人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建立伟大的帝国文明。

材料二   美洲天生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玉米、土豆、南瓜、豆角和树菁，但可供驯养的动物不多。欧亚大陆有牛、绵羊、山羊、猪、鸡、水牛、马、骡、驴和骆驼的野生始祖。这些动物提供了肉、奶、羊毛、皮革、牵引和运输。相比之下，美洲只有无峰驼、火鸡和几内亚猪，而且它被隔绝在物种和知识的全球交换之外，而这种交换，正是劳动生产率能得到最大发展的原因。因此，美洲人没有车轮，没有铁，也没有犁。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北美文明的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尼尔·福克纳《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材料一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一般认为，吠陀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前身），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首陀罗。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摘编自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材料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较之罗马而言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帝国的大批土地、城市、建筑、文物被毁。而基督教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基督教的教阶制也为世俗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中世纪时期，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和机制，这就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是神学的奴仆，教育是宗教的工具，文学和艺术也是教义的衍生物。

——摘编自刘文华《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作用》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材料一   阿拉伯统治者虽然崛起于文化落后的阿拉伯半岛，但他们高度重视先进民族的文化，这直接体现于阿拉伯帝国民族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内容。尽管在帝国统治时也发生过多次对“文化人”的杀戮与迫害，但只要文化与学术活动不涉及王权与哈里发统治，统治者都是大力提倡的。

——摘编自张咏梅《论阿拉伯帝国的民族政策与文化繁荣》

材料二   印加帝国在地理上有紧紧连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道路系统，其中有几百公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将土地、矿产和牲富收归国家所有；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以增加税收和扩充军队。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断《全球通史》

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为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