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世界爆发了首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由于当时正处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故称为“查士丁尼瘟疫”。主导民众精神生活的教会一再强调“上帝惩罚”而造成思想混乱和巫术迷信横行。参与防疫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缺乏合理的预案，仓促应对瘟疫，穷于被动应付，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更因缺乏治疗药物而加重了瘟疫扩散。政府救济活动无序，大饥荒导致和加剧了社会混乱。

——陈志强《公元6世纪地中海大瘟疫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疫病因其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凶险，成为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约发生93次大规模的流行。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宋代建立健全了信息流通渠道，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政府还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救活人数予以升迁和奖惩。疫病发生时，政府常常命令翰林医官院、大医局等派遣医学人员前往疫病流行区巡诊、赐药，向朝廷汇报疫情流行情况并提出应对建议。南宋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

材料一   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一些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反抗国王。路易十一用战争与外交手段摧毁了贵族同盟，收回了不少贵族领地。1491年，查理八世又通过联姻合并了布列塔尼。至此，法国领土基本统一，近代法国版图轮廓初步确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制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制，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经济关系上的差异性渐渐缩小。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已经觉醒，民族文化发展。路易十一时，不仅军权、财权在握，而且疏远大贵族，从社会下层选拔贤能之士为官，设立行省高等法院，强化了统治体系。在他的统治之下，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一切都仰承他的意志。

——摘编自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强有力的武器是理性。在理性的引导下，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理论批判现存的专制制度，抨击“国王就是国家的化身和象征”这一专制统治的传统理论基础，要恢复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并使之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在王朝国家中，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求着自身的王朝利益，侵害着国家的公共利益，并且人民身为国王的臣民，深受专制统治之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祖国”，也不会产生爱国热情。只有当人人都成为公民、获得实际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拥有一个祖国，并且热爱祖国，献身于祖国，这里实际上也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含义，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祖国”必然就是专制旧制度的推翻，君臣关系的改变，新秩序的降临。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   在周边地区先进生产关系的影响下，奥斯曼土耳其人内部也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部落贵族企图通过侵略掠夺来获取新的土地和财富，下层民众则期望征服战争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和地位。奥斯曼帝国是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最具扩张性的力量，其扩张能力基于其充分发挥热兵器作战效力的军队。乌尔汗与同种同教的突厥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对风雨飘摇中的拜占庭帝国则集中全力，软硬兼施，不断蚕食其领土。穆罕默德二世继位后，即将夺取君士坦丁堡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1453年5月29日，苦苦支撑了53天的君士坦丁堡终告失守，历经千年风雨的拜占庭帝国退出历史舞台。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国力臻于鼎盛，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14、15世纪的拜占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萌芽，然而这一过程却因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而明显放慢。苏丹政府对过往商旅强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意大利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受到影响。奥斯曼帝国试图消灭广大被征服地区原有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但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承袭了古典伊斯兰文化，同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并吸收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拜占庭文化以及犹太文化的元素，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一编）》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是由国王或大封建主颁发给城市和市民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认可证书。11-15 世纪，出现了“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国王、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纷纷给他们的城市颁发特许状”的局面。它促使中世纪西欧城市率先突破封建主义的牢笼。下表为部分特许状的内容。

-------摘编自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

材料一   作为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波斯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交通的便利，币制的统一等都是促进交流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波斯统治者……尽量不以残暴的方式控制被征服人民，而是采取宽容大度的姿态，这种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古代文明的许多优秀成就，使得许多古老文明在失去其所依赖的国家和政体之后，还能将其精神遗产融入新生的文明之中……

材料二   当阿拉伯文化昌盛之时，西欧正处于文化低落的“黑暗时代”，古典文明这时已大半不为人所知，只有教会还保留着一些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知识。阿拉伯人读了大量的古典哲学、文学作品，并在学习过程中把它们翻译成为阿拉伯文，特别是翻译了许多中世纪西欧几乎无人通晓的希腊文著作，另外阿拉伯人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这些在后来都陆续传回西欧，使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

——以上均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18世纪，日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金、银、铜大量流出，造成国用匮乏。1714年德川幕府拟订贸易法，即正德新商法。其要点为：第一，规定来航清船，为年30艘。其中华船27艘，南洋各国船3艘。第二，贸易银额限6千贯，每艘191贯。第三，限定的清船，年年授以信牌（又名“割符”），有牌者许互市，否则许。1715年，幕府遣使赴长崎，召集清船主发布新商法，对中日贸易的数量、金额、往来船只等均作了种种限制和削减。因此，中日贸易经过日本幕府正德新商法的推行，日趋衰微，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均无复起色。

——摘编自方宪堂《古代中日贸易概述》

材料二   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年），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已占有相当份额。日本对中、美贸易额合计约占日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日本面对国内较贫乏的资源及落后的农村经济，较薄弱的国内市场，尤为注重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方面寻求出路。其“贸易立国”的重要内容即是打入中国市场，输出机械制品，获取自身缺乏而中国颇为丰富的各种资源已成为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日本的一项重要“国策”。“三井”“三菱”等日本近代垄断经济财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无不深深得益于此时期的对华贸易。这些急剧膨胀起来的现代金融垄断财团是日本对华贸易的主力。

——摘编自娄向哲《近代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发展之影响》等

材料 查士丁尼，东罗马帝国皇帝。在其伯父、皇帝查士丁统治时期已参与朝政。527年，查士丁尼继位为皇帝且野心勃勃。他东征西讨，打败波斯帝国，击溃汪达尔族，从哥特人手中收复了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的内湖。查士丁尼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对政府里的腐败作风上，加强内政改革；鼓励发展工商业，着手大兴土木，建筑碱堡、修道院和教堂，君士坦丁堡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强调用法律加强和维护奴隶制生产关系，着手编制法典工作，以重建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死后，法学家将其敕令125条编成《新律》，作为法典的组成部分，《民法大全》最终形成。

——摘编自《必修一教师教学用书。北师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