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
——摘自(美)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
材料二 孪生却又相互对抗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别强调了欧洲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受到复兴异教古代知识、技术和优雅风度鼓舞的人们赞美欧洲历史上的希腊一罗马时代，而那些渴望根据《圣经》改革宗教的虔诚教徒则从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营养。两个阵营中少数忠诚的人力图完全否定对方；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
——摘自(美)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儒学主要内涵并说明新儒学没有“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的历史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观点。
| A．殖民运动 | B．文艺复兴 | C．宗教改革 | D．启蒙运动 |
| A．维护宗教权威 | B．主张因信称义 | C．认可宗教信仰自由 | D．认为王权高于教权 |
材料一 晋商兴起原因之一即“聚人和”。在用人方面，以家乡子弟为主，众多的商业会馆出现即是重要体现。商业会馆中采取联合联营、地缘聚合和业缘聚和等方式，体现了群体合作。从众多晋商经营活动中我们看到， 讲诚信、重道义，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诚意相待，对商业对象不欺诈，与同宗族商业伙伴既能同甘，也能共苦。他们认为，真正的商人从来不取无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做有损“义”的事情。 纵观明清多数成功的晋商，其都秉持了勤俭持家和求知务实的精神。晋商在行商及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士”为标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念，进而跻身“士”阶层以光大门楣。
——摘编自薛勇民《明清时期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商业伦理初探》
材料二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天职”，其意指上帝所希望个人完成在现世里 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尔文教派进一步认为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劳动是上帝的旨意，而财富是上帝恩宠状态的标志。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财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商业伦理的内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新教伦理与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在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A．揭露了赎罪券对民众的欺骗 | B．否定了罗马教廷神圣权威 |
| C．促使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派产生 | D．赋予了德国民众自由精神 |
| A．有利于人们摆脱宗教束缚 | B．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 |
| C．强调教权高于世俗国家权力 | D．为德国统一提供理论武器 |
| A．率先揭露了教会的贪腐 |
| B．使人们获得灵魂自救的自主权和精神自由 |
| C．使理性与自由平等思想迅速传播 |
| D．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代表的思想肯定人性与人的价值，发展人的个性。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伊拉斯谟也反对将人划分为与其他动物等同的科学研究对象。因为在这种科学观的视角下，人和动物一样是试验品。
——摘编自《伊拉斯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
材料二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认为：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上帝和他的信徒是一对亲密的伴侣，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第三者。
材料三 “人民主权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但“主权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就等于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强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18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说：“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他一定会吓昏过去。”
——摘自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等
（1）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伊拉斯谟的思想是怎样体现这一特征的？
（2）概括材料二中马丁·路德的主要主张。这些主张是如何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
（3）列举法国卢梭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根据材料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简要评价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
材料一 在神权专政的时代，教士可以替神发言，规划人间的秩序；教士们也有权力决定赦免或是不赦免人的罪行。这种因人而异的神律，就是不可预测的规律。宗教革命以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是根据人类个体共存于一个社会的要求来制定的。德国系统的法律，一方面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法样，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法典解释为神律在人间的体现。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又在这套罗马法的基础上，编纂出《拿破仑法典》，也不外乎根据神设定的秩序，制定出一套适用于人间的行为规范。这种法典，也必须合乎理性。
——摘自《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材料二 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试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方法论。
——布洛克(英)《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1)根据材料一，指出欧洲社会在对人的判罚方面的主要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启蒙运动提倡的评判原则，并说明其进步之处。
材料 宗教改革对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尤其是加尔文派新教，促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认为新教“制造了近代民主”、“导致近代资本主义”、“是近代科学之父”。但此后几十年中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宗教改革有其深厚的中世纪根源，一开始并未与中世纪基督教断裂，它“主要是一场宗教运动.理论具有超现实与超自然的特点”，“关注的是从地狱中拯救灵魂，对他们来说，来世的事务更重要”，他们由此认为宗教改革不是近代之始，不是西方通向“现代性”的必然基石。
——摘编自刘城《马克斯·韦伯与二十世纪宗教改革史学》
评材料中关于宗教改革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