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尽管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时代，我们却总能透过布满城堡和教堂的中古景色，看到一种很不精致的封建制度和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兴起：政治是分散割据的，社会几无安全和秩序可言；通过采邑的层层分封骑士们结成了领主和附庸的关系；……因战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采邑、庄园等制度正在把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变成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绘画、音乐、建筑、民族性格以及生活方式的各个细节，都带上了基督教的色彩。……我们总是“言必称希腊”……断定中世纪只是宗教上的狂热和科学上的蒙昧。事实上，中世纪文化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都是西方文化的根，如果没有中世纪这一中间环节，当今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文化难以产生。

——摘编自韩亚辉《西方文化评析》

材料二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16世纪时，原先的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区域、不同国家，由于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不同，开始显示出其进步的动力各有差异。……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西欧诸国最早迈向了现代世界，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并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是什么力量推动它的进步和发展？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科学革命、思想革命、市场经济体制给了西欧诸国以强劲的推动力，使其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猛然崛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跳跃式发展。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材料三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西欧重理论轻实践之风盛行，这一状况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打破。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一些先进的意大利人认为，人的活动绝不能仅限于思辨的狭隘范围，而势必进入行动的广阔领域，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姻。达·芬奇坚持观察和实验的治学方法，这对现代科学诞生具有先决意义。培根《新工具论》、笛卡尔《方法论》均提出：已有的经典理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获得真知的方法，是用观察研究得出的“经验”塑造自己的思想，形成“新”知识；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

随着文艺复兴而解放了思想的西方人率先步入科学的殿堂，并由此启动了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化或理性化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又伴随着工业化和民主化诸运动一起，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最后才促成工业文明的成功。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等

材料二   在英国，人们只是偶尔谈论克伦威尔，然而却长年累月研究牛顿的学说。当人们看到牛顿的墓志铭中“他是人类的光荣”时毫不感到奇怪，相反，如果有人发现这个国家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身后被授予这样的荣誉称号却会大为惊讶。我希望能在这里对所有上个世纪像牛顿那样为祖国争光的伟人给予公正的评价。

——摘编自【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       

——摘编自吴国盛主编《科学的历程》

材料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1809-1882）出版了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最适者生存》（简称《物种起源》）。新书问世的第一天，初版1250本就被抢购一空。同时，社会上围绕着进化论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论战此起彼伏。达尔文本人不理会那些争论，但他有一批忠实的信徒在公开场合捍卫进化思想，他们中最为著名的有赫胥黎（1825-1895）、斯宾塞（1820-1903）。赫胥黎是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在1860年的不列颠学会年会上，赫胥黎把反进化论的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说得哑口无言，迫使其当时就退出了会场。斯宾塞是英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哲学认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强者生存了下来，而弱者则被淘汰。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斯宾塞的推广使“进化”一词家喻户晓，使进化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对进化论的深入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材料一   众所周知，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随着日耳曼、汪达尔等蛮族大量融入罗马社会，其经商头脑深深影响了西欧人的生活观念，日耳曼人也接受了罗马教育并发明了基于拉丁字母的文字。9世纪时，欧洲人频繁地前往阿拉伯人控制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等繁华城市进行贸易，11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重新建立起了西欧与东方的联系。中世纪欧洲就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摘编自张海《欧洲发展史新释——从古代到工业革命》等

材料二   13—14世纪，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城市自治权的出现促生了近代西欧地域文化的出现。14世纪后，人文主义者强烈疾呼以“人性”取代“神性”、以科学知识取代神学观念、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取代消极悲观的人生哲学。17世纪前后形成的科学理性观念，深刻影响着近代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观念甚嚣尘上，世俗教育和技术教育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近代西欧文化成为社会转型的支撑。

——摘编自冯英《人文主义：近代西欧社会转型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