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如杜威所说：“在教育文献里，人文主义通常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它表明一种突出的理智倾向，这种倾向标志着在15和16世纪出现的知识复兴。”这种“突出的理智倾向”，开始时是由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拉伯雷和夸美纽斯等确立的。笛卡尔主张人是能思考的主体，人因其思维运动而确证自己的存在，他说“我的灵魂，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培根强调理智的经验主义取向，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念，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而拉伯雷“无疑是第一个把科学列入值得人类思考的首列学科的人”，当然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夸美纽斯则提出了“泛智思想”，主张“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摘编自夏剑《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后人类时代的教育学之思》

材料   有人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互相对立的学说，在中世纪，宗教是扼杀科学的最大敌人，现代社会科学是破除迷信与宗教的最好的锐利武器，宗教是落后势力的典型。也有人认为宗教是科学的前身，科学是从宗教里面发展而来的，所以宗教往前一步就成为科学。近代初期的科学家大多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如哥白尼、开普勒、布鲁诺等，或具有神学背景，如伽利略等。

——摘编自蒋四清《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吗？》

材料   古埃及将中指指尖到胳膊弯的距离定为一尺，即“肘尺”。罗马人将一尺定义为脚的长度。中古时期，欧洲的尺寸混乱，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地区，也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体系的度量衡。巨大的改革成本和民间使用惯性影响了度量衡的统一。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高度重视计量单位改革，长度单位米被科学家们定义为赤道到北极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此，天文学家皮埃尔·梅尚和约瑟夫·德朗布尔从巴黎出发，分别到达敦刻尔克和巴塞罗那，以测量这一段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当时法国处于革命浪潮中，两人常常要冒着被追捕的危险前进。1875年，在国际度量衡委员会上，17国政府共同签署了《米制公约》，公认了这一米制定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长度的定义有了新的标准。20世纪，人们开始用光波的波长作为长度单位的自然基准。1983年，1米被定义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光在真空中行进的距离，沿用至今。

——摘编自李开周、孔羽《度量衡简史：世界的尺度》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