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自称为哲人。同时期，反对哲人的人自称“反哲人”。“反哲人”中既有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也有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他们认为，哲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对启蒙运动展开持久的抵制，形成了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等

材料二   哲人与“反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明确对立。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利害关系，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

——摘编自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等

材料三   “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如果就此预先假定“启蒙运动”是一个独一的、和谐的整体，而“反启蒙运动”就成为其立场观念一致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抹去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众多“启蒙思想家”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甚至有些人能否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都存在尖锐争议。如，卢梭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启蒙运动异常复杂，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等

材料一   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于17世纪的科学和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发扬和普及了培根、笛卡尔、贝尔和斯宾诺莎，特别是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它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观点和天赋权利哲学观念。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对传统抱有如此的怀疑态度，对人的理性和科学能力抱有如此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和谐性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如此深刻地受到文明进步和发展观念的浸染。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同样的革命。法国革命是整个革命时代变革最为激烈的一次革命。它以“现代社会”取代了“旧制度”，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一切显得非常激进，以致此后一切革命运动都将这场革命视作自己的先驱。法国革命思想远远地传播到法国以外，它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和其他地方的政党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随后发展。革命还引起对社会改革、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暴力的性质与后果的激烈争论。在18世纪60年代到1848年的民主革命时期，或大西洋革命时期，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美国，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干涉，也难以从英国赢得那样明确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那般自由地建立新国家和制定新宪法。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弗吉里奥（1349-1420）将身体运动引入学校，认为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竞争精神被列为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维多利诺（1378—1446）反对“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主张重视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人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进行心灵的训练”，即“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建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

——摘编自石龙、王桂荣《西方体育人文价值的演变》等

材料二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说，“三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体育为先”，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从资产阶级进行海外竞争的需要出发，他重视体育，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卢梭（1712—1778）指出：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前提，其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身体获得自然的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遵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一思想在近代体育史上独树一帜，对后来的自然体育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赵冬等《试论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对欧洲近代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信仰自由，政治环境宽松，是欧洲宗教异端人士的重要避难所，也成为启蒙运动书籍的出版中心。当地的经济环境优越，对艺术的需求空前高涨，吸引了伦勃朗等众多画家来到这里。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等城镇，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艺术品集市。市镇居民选购艺术品的目光所及，也从过去比较流行的历史和宗教主题逐渐转向风景、风俗和静物题材。

——摘编自朱平《文化传播视角下荷兰艺术商业的影响力及其启示》等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巴黎流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形式——沙龙。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随着沙龙主人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日渐缩小，沙龙日趋衰败。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一种更开放、更大众的生活方式来到人们身边。1866年，巴黎公共舞会达到1000多个，1870年前后，适应大众阅读与休闲的咖啡馆有2万多家。此外，各种音乐团体、俱乐部、文学阅读室层出不穷。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