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材料一   13世纪之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在中断了至少4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传教士、商人和文学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触，将一个地大物博、人民富庶的中国形象带入黑暗的中世纪欧洲。17-18世纪哲学家们从各种资料中构建理想的中国形象，中国的道德哲学要远超欧洲，莱布尼茨还塑造了康熙皇帝这个“德统天下、内圣外王”的理想中国君主的形象。

——摘编自赵风玲《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旅欧游记者带着学生的心态去欧洲，对欧洲产生或多或少地狂热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等人到西欧考察，面对满目疮痍的战后景象，却仍然对西欧各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30年代以后，西欧的乌托邦形象衰落，代之以苏联乌托邦形象的逐步生成。二战后，战争中旅居英国的萧乾在战后到中立国瑞士旅行，迫切希望找出瑞士和平、安定的原因。中央日报驻伦敦的特派员徐钟珮则写了《外国不是天堂》等通讯文章。

——摘编自安然《1912-1949年中国旅游游记中的欧洲形象》

(1)归纳材料一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动因。
(2)据材料二，指出民国时期中国游记中对“欧洲形象”认知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这一时期国人关注、记述欧洲的时代影响。

2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权利（按现代义的“rights”）一词在西方是近代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现代解，但就“得到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利益”而言，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罗马法中没有权利一词，但古罗马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可以在罗马法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权利（现代义）在古代中华法系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司马迁历数各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式各样追逐权利的情况后总结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其中的“用文持之”的一种学术解释就是“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

——摘编自方宇军《中国历史上的权利》

材料二   近代以降，民权一直被看作解决中国问题，打开中国枷锁的扣结。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孙中山创立了系统的民权理论，认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是“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民权观念日益强化，权利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但是，20世纪中国权利生长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总是处在矛盾和反复之中”，难以落实。百年以来，国内民权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传统文化中心主义，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西方理论完全排斥；二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的东西照抄照搬；三是文化改良主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材料三   在现代国家，人们一般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指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以社会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为例：由于权利主体难以通过自由谈判、公平竞争和自我奋斗去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为此国家要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现代契约法已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某些权利从私法权利上升为公法权利的过程，也是国家在私人领域积极作为的体现。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权利观，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华法系对“权利（现代义）”不够重视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权利观念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的知识，列举“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的具体例证。
(4)《人权宣言》（1789年）宣称：“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近代西方权利观的认识。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理性的信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运作法则，更促使启蒙思想家去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史学杰作。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评价吉本的研究:“从逐页的注文可见，其征考的文献之广，辫析史事之勤，也就是讲求理性验证之严格，在19世纪西方史学大兴史料研究之前，是难见其匹的。”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那种对史料的审慎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并为其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理性批判态度，较为适当客观的评判原则，促进了历史学朝科学化迈进。

—摘编自黄冬敏《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材料二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历史进步”的观念完全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循环论。然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在20世纪初受到了挑战，理性的历史研究并没能阻止非理性的世界大战。二战后，人们愈发意识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生产力提升、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冷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等问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促使精神文化的生产进入普通的商品生产的轨道;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叛的革命激情高涨。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概念和原理中来审视现代历史学。詹京斯在《历史的再思考》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故事编集。

—摘编自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史学理论革新的关系的认识。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洛克生活在由中世纪宗教教育转向近代世俗教育的历史时期，他的道德教育原则是建筑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他主张教师应利用各种教育工作技巧，关注学生的心理，把德行真正根植于学生的心田。他针对青少年的具体心理特点进行了精心研究，提出了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道德教育方法。洛克的着眼点并不是一个坐在家庭教师面前的儿童，而是一个待长大的绅士，这个绅士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在必要时效忠于社会与国家，通晓国内外大事。他应当关心道德与政治知识。

——摘编自苗雪萍《洛克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材料二   18—19世纪，英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经济的飞速进步，引发了社会竞争意识的增强，激化了社会矛盾。道德教育再度进入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赫胥黎基于进化伦理学，阐明了其道德教育的理论归宿，即实现自然、社会、个体——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目标：“服从道德和自然法则，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的自然目标或最高目标；“服务社会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目标以及“胜任各种职务，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体目标。在他看来这三个目标密切相连，环环相扣，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是服从于自然和谐这个最高目标的，在最高目标完成的同时，他对社会与个体分别有不同要求，而个体目标的实现可以促进社会目标的完成。

——摘编自牛亚林《赫胥黎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洛克与赫胥黎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洛克与赫胥黎德育思想的特点。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之首要内容在于“立法”，在于“明法”。韩非认为所谓“立法”，一是否定“仁义”“德治”，强调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二是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即“舍法任智则危。故日:‘上法而不上贤””。三是需要稳定，立法不可朝令夕改，即“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四是所立之法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立法之后，便是明法。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韩非认为，即使君主拥有才能智慧也不能随意地驱使人臣，背离法度进行治理；臣子有贤能之举也不能在取得功劳之前获得赏赐；臣子忠于信义也不能不受法令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

——摘编自雒晓辉《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材料二   17世纪后半叶，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系统的法治思想。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力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证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形态的确立来自立法权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都应视为立法机关的授权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可以收回其授权或者对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洛克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国家行使立法权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福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使权力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收回其所赋予国家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机关并非经常有工作可做的，因此没有必要一直存在，如果其一直存在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他们自己位于所制定的法律之上，侵害人民的权利。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完相应法律之后，应该重新分散，使他们自己也受所制定法律的约束，这样就能使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更加注意为公众谋取福利。

——摘编自尹建军《试论洛克立法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与洛克法治思想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洛克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