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最早来源于李尔本的“分权构想”。英国革命中的左翼民主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自耕农的政治代表、平等派思想家李尔本在1649年出版了《人民公约》，提出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反对行政粗暴干预司法工作的主张。1651年，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他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方面来论证国家来自“人授”而反对“神授”。人们把“自然权利”转让出去。授予契约的君主集国家权力、教会权力于一体，不可限制和分割，人民只能服从君主，不得反抗，约翰·洛克在总结李尔本分权论和霍布斯集权论的利弊之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两权分立学说。洛克认为：在政府中，“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它是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任何人的任何命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的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握有国家的实力”的执行者，不得阻碍议会集会和行使职权，只能忠实地执行国会所表达的民主意志。孟德斯鸠正是在对洛克理论和英国政治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学说，该学说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原则。

——摘编自苏艾平《启蒙运动在英国最早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二   启蒙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启蒙的途径又只能是自由，即人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论还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看，启蒙都是要紧紧地抓住人的自由这一根柢的。然而，当启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它却逐渐偏离了本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启蒙也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个人要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服务，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就本末倒置，迷失了方向，具有急功近利和工具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启蒙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命运。

——摘编自胡应泉《启蒙的困境——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简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