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钱同学由垃圾分类想到了历史上的污染问题，并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决定写一篇题为《19世纪城市环境问题初探》的文章。为此，他查找了大量材料进行分析

材料一   1858年英国著名的幽默杂志《笨拙》周刊刊登了一幅反映泰晤士河的漫画，题为“沉默的强盗”，画面为象征死亡的骷髅在泰晤士河上游荡，下面有一行文字：

材料二   如表为19世纪世界部分城市人口的统计表（单位：千人）。

小钱同学为进一步探究造成19世纪城市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又找到了下列材料

材料三   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

——1845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材料一   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九月二日，东京府开中学校，许华士族庶人入学。十九日布告天下，许庶民称姓氏。自中叶以降，唯士人称姓氏，至商工农不许。至是使民自由，天下众庶皆复姓氏。改革以后，渐消藩阀之势，许庶民车马往来······为士民平等之地。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材料二   为了变法图强，康有为曾经研究了一些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编成几部书稿。其中用力最深、篇幅最大、在变法中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日本变政考》。在康有为看来，他编辑这部《日本变政考》，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稿，而是供皇帝采择实施的变法指南，是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的重要文献，所以，他不但对明治历史精心地选择剪裁，画龙点睛地加以按语，而且有不少地方改动史实，以突出其政治主张。

——摘编自吕万和《关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

二战后，当被问及“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时，当时的德国老兵回答：“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史料   （明治维新时）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用德国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专家在日本人监督下从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三千人左右。然而意识形态方面选择就困难了……于是不到二十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他们）实际上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崇拜。

——摘编自【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史料一　上层统治阶级主流对改革的正确认识，与他们的整体素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是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俄国1861年改革既废除了旧的根本阻碍俄国前进的落后的农奴制度，又在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为俄国的近代化构建了基本框架。

——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史料二　日本明治政府曾以公历代替农历，元旦代替春节，改革服饰、发式和饮食习惯等。一开始“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尤其是思想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则从《论语》里寻找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即“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文明与文化“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张桂荣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惨败之外，与统治者高层对农奴制的弊端都有清醒正确的认识有关。夏金霹在《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中的对立与斗争》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改革道路斗争的产物。农奴制改革前夕，全国农奴暴动愈演愈烈。同情农奴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者自发组织起来，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彻底解放农奴。但由于着一股力量的孱弱以及沙皇统治的残酷，全国未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农奴解放运动。韩东在《试析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俄国农奴制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改革加速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还改变了国家的道德环境，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民主文化发展。另一方面，改革有它的不彻底性。改革保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之后土地缺乏现象加剧，农民的耕地大量减少，从而导致了20世纪初俄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发生。

——姜红珍、沈为慧、何成刚《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