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改革问题。苏俄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必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那时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重大的改革。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面对的不是太平景象，而是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苏俄的改革从对农民的让步，取消粮食征收制，实施粮食税开始。列宁说，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各界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中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农民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已经不可阻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多次悄悄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在中国改革中农民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官方认可，中国的改革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起初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上的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中共十三大仍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摘编自郑异凡《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材料一   事实上，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有些地方没有执行余粮收集制。比如，在南部的察里津和中部的卡卢加一带，那里的苏维埃没有剥夺“背口袋的人”和禁止粮食的自由贸易，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将所获得的钱财和粮食支援战争和挨饿的居民。当然，中央政府不承认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大省份的工人开始集会，要求政府取消粮食专政。这时，在中央决策层也不是没有异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可夫，布哈林等人较早地接触了这方面的材料，感到了危机，于是向中央建议，放松余粮收集制。

——摘编自闻—《俄罗斯通史（1917-1991）》

材料二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既是农业政策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农业政策的变革。为了在粮食税基础上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更有效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新形势下土地政策的指导原则。1922年10月，全俄中央执委会正式通过《土地法典》,进一步放宽了土地的出租期限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上述措施鼓励了农民从事商品化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也使土地朝着规模效益的方向集中，中农和富裕农户的比重开始上升，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生产关系的调整。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一 这一时期的……政策使得苏俄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民心汇聚达到了一个空前集中的状态，起到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镇压国内反动叛乱的作用……不过，随着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这一政策的弊病愈加凸显……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物质产品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矛盾也不断激化，以至于引起十月革命的主力军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垮台的多重危机。

——摘编自韦光波、朱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启示》

材料二   经济危机下的大国选择大事年表

——根据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等整理

材料三 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 21日）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国内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 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