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材料一：尽管信息技术的初步繁荣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这一新技术的基础则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领域。为了处理战争期间烦琐的信息，美国军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发新的电子系统，希望能够快速处理信息。在这中间，大量不同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信息技术被认为是在信息论、微电子技术等学科和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设备价格降低、运算能力上升等条件的具备，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来处理部分烦琐的简单工作，从而大大提升了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其他企业对信息技术的采用。

——摘编自王延峰《无界：智能革命与业态创新》

材料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数达到4.89亿，已接近5.38亿的互联网总用户数。在过去18个月中，全球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了近10倍，目前已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10.1%，其中我国的占比更高达17.8%。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都在迅速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管理形式、营销推广方式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巨大变化。伴随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一个规模庞大、拉动效应极强的新兴市场正在孕育形成。从这个角度上看，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更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影响是全方位的。

——摘编自兰建平《“第三次浪潮”到“第三次工业革命”》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

材料一表1二战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续表）

材料二1946年，法国成立计划总署，使之作为法国最重要的制定计划的机构。1947年开始，法国实行了第一个计划，即“莫内计划”，确定了实现工农业装备现代化、全面复兴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法国历届政府都坚持“计划经济”制度，但这种制度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它只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意大利从1945年开始推行“战后重建计划”（1945-1948）、“全国协调新建设计划”（1948-1950）、“1955-1964年意大利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的十年计划”、“1966-1970年全国经济五年计划”等。

——摘编自吴玉才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材料三表2   1948年英国纳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配（%）

注：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整理自：英国中央统计局《经济趋势》，1982年12月刊，第102-103页。

材料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社区重新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积极的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合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旋律。“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投入急剧下降。”“政府逐渐从服务供给的垄断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购买的最大雇主，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照顾政策。”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得以扩大，在美国发展出一些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社区发展公司”……在英国，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相继出现，陆续进入社区治理领域。

——摘编自吴晓琳、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

材料一   十五、 十六世纪明代的币制改革恰逢欧洲地理大发现，加上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暴富的欧洲上流社会阶层对东方奢侈品的需要，          与明代城市商业对白银的渴求一拍即合。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美洲、 欧洲和日本吸收白银。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积极拓展远东贸易，菲律宾马尼拉作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心，常居的中国人一度达到几十万。西班牙船队满载南美的白银而来，换取华商的丝织品与瓷器，再将其贩卖至美洲与欧洲。

——摘自尹敏志《欧亚舞台上的中国》

材料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教授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会导致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这一悖论称为“特里芬难题”。 其揭示了美元自我膨胀与贬值宿命的内在矛盾。

——摘自卢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特里芬难题”》

材料三   2000-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亚洲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已进入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例如，印度计划在2013年至2018年投入1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 但一半资金需要引进外资， 而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满足亚洲巨大的资金需求。 2013年10月2日， 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由最初的中国、 印度、 新加坡等21个扩大到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在内的57个， 遍及世界五大洲。 亚投行倡议成功实现，并产生了显著和广泛的外溢效果。

———摘编自王达、项卫星《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