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司马迁把人们的物质需要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认为治国之道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海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主张顺应人的需要去因势利导，这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是运用伦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对人们实行教化；再其次是采取刑罚干预手段；而最不好的政策是与民争利。1897年，梁启超在评论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时指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姚家华、孙引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材料二   1845年，爱尔兰（时由英国统治）的农作物枯萎病大面积暴发。刚被发现的时候被称作“黑腐病”“瘟热病”“腐败症”和“瘟疫”等。作为当地人主要食物的马铃薯受害严重，很快造成大面积的饥荒。面对爱尔兰受灾后哀鸿遍野、饥馑载道的局面，英国罗伯特·皮尔内阁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如通过低价销售有限的印度谷物（玉米）以平抑粮食价格，同时通过公共工作规划提供就业，以及由此而来的购买粮食所需的丁瓷，但这些政策受到继任者约翰·罗素（1846年6月任英国新首相）的强烈批评并被很快废弃。罗素在英国议院下院演讲时曾辩解：“我们认为将供养人民的任务留给私人企业和正常的贸易更为妥当。粮食价格不应该实施管制我们必须放弃任何干预价格的企图。”罗素内阁财政部部长查尔斯伍德宣称：“我发现，政府干预越多，越难以对此产生信任，除了个人掌握私人资本外，我不相信任何事物。”受罗素内阁消极政策的影响，爱尔兰人口在饥荒中损失了100万以上。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开始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学术界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原则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倡导政府可以提供某些服务，补贴最低收入，但不能以平等为目标而过多行使福利职能。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