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唐血统其初本是 华夏人,但后来其与胡夷混杂,并进行了联姻。唐高祖李渊的母案独孤氏、皇后窦氏,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后来李唐士族长期与少敏民族生活在一起。据史籍记载,唐王朝与突厥和亲六次,与吐谷浑和亲三次,与吐蕃和亲两次,与回纥和亲八次,与南诏和亲一次,等等,共计和亲二十八次。诗圣杜甫曾在《送杨六判官使西蕃》中写道:“绝城遥怀怒,和亲愿结欢。”阁朝隐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中写道:“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陈陶在《院西行(其四)》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摘编自郑阳《唐诗中体现政治方面的民族融合》等
材料二 苏郁在《咏和亲》中 写道“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宋人王钦若也认为和亲不过就是传统的羁縻说，“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之长策耳”。靳翠萍在(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一文中指出:“和亲在唐与吐谷浑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郑阳《唐诗中 体现政治方面的民族融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杜甫等部分文人对唐朝和亲政策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政府采取和亲政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苏郁等部分文人眼中和亲政策存在的弊端。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隋唐的中国的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服，形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1816年）阿美士德担心如果拒绝行叩头礼，清廷会对小斯当东、对广州商馆留有不利印象，以至于产生不良后果。使团成员的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大使行跪拜礼。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对中国仪式的反对意见，就会对先前马戛尔尼使团的声誉造成伤害，东印度公司的在华贸易利益也不可能会得到实现，抛开这些，行叩头礼也是对国家荣誉和尊严的牺牲，英国将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来获得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
--巩树蓉《小斯当东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材料三：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结束后，阿美士德曾于1823年至1828年出任印度总督。他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迫使缅甸贡榜王朝割让了阿拉干，德林达依和阿萨姆。
--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
(1)根据材料一回答隋唐民族关系的三种类型并分别举例说明。指出中国与大食国交往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2)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国在与他国交往中，为何坚持要求他国行“跪拜、叩头礼”？根据材料二概括小斯当东为什么坚决反对“中国跪拜礼”？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建立起怎样的外交制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英缅战争是在欧洲各国建立的何种国际关系体系背景下爆发的，该体系有何特征？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际法应用角度分析西方国家有不同态度的原因。
材料一 周朝设立象胥，主要职责是对来自各地的使者们“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秦代及之后的汉族王朝大多设有专门负责外交公文翻译的官职和机构。与汉族王朝不同，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实行多语政策。元朝专门设立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清朝历代皇帝均重视翻译事业，并特设翻译庶吉士。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设置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4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1953年）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1955年）三个国家级翻译机构，逐步实现了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制度化，国家翻译实践机制也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对外翻译被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仅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不可或缺的方式，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手段和媒介。翻译在中国一直作为治理方式加以实施，翻译与中国国家治理之间有着深厚的内生性演化历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国家翻译实践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玉霞任东升《基于国家治理的翻译史书写：理据与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翻译的特点和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现代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我国文化之东渡，以唐代为最盛。除派遣使臣外，更益以留学生与学问僧，以为文化上之直接移植者。……留学生在唐既久，因受唐人同化，其衣食住等皆与唐人相同，并信仰其宗教，学习其文化制度，一旦离唐归国，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将唐之文物制度传日本矣。”
——郭丽《唐代教育与文学》
材料二 留学生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逐步深化而迅速发展并走向高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讲，留学生又是推进中国革命和改良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革，留学生都是“弄潮儿”。
——李喜所《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三 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洋务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懂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洋务事业的人才，中国近代教育随之产生。当时的新式教育事业主要表现在创办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生等方面。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四 选派留学生出国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而在甲午战争后数量大增。新政期间，由于不分官费自费概以科名奖赏学成归国者，遂使留学蔚为潮流，在20世纪初年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在这些留学生中，后来产生了一大批民主革命的志士。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唐文化的历史地位。
(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结合材料三、四和相关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在弥勒佛殿上面的“观音拂水”浮雕,具有古代美术风格,主殿门框和斗拱上的供奉天女形象,具有古代木刻特点,这些都具有敦煌石刻的笔法。整个佛殿表现了汉族工匠的高超石刻技艺,值得建筑、美术家们研究。西藏历史资料中说:“文成公主也从内地招来许多木匠、神象塑匠”,他们在这些建筑物上留下了功绩是毋庸置疑的。
——《大昭寺史实叙略》
材料二 从云南各少数民族上层政治首领的角度来看，除了不愿意接受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之外，也还有文化冲突的问题，《明史·四川土司传一》记载说各少数民族的土官：“皆据险阻深，与中土声教隔离。”……因此，整个明代，云南都不断发生少数民族首领与朝廷的矛盾冲突。
——王文光《论明代的改土归流》
材料三 清朝边疆政策在……顺、康、雍时期为发展阶段。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边疆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西北地区准噶尔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其边疆政策仍然处于进一步发展之中。……清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大体有以下几项：从政教制度方面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开发和建设；从国防方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保卫；上述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补充。围绕这些内容，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摘编自督辉《清朝边疆政策的宏观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内地工匠在大昭寺留下的功绩。从文物的角度论证大昭寺是汉藏两族友好团结的见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该措施的意义。
(3)阅读材料三，在下列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观点进行论证。①蒙古在清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试从政教制度的角度例举清朝管理蒙古的举措。②边疆稳定关乎国家主权得失。结合所学，说明清政府捍卫边疆地区国家主权的措施。
材料一 归明人是宋朝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原本是蕃属少数民族，在宋朝招诱、笼络政策导引下，投附宋朝，成为宋朝的臣民。
神宗于治平四年（1067年）即位之初，就将安抚归明人作为宋朝招徕周边民族、巩固沿边地区统治的重要国策。据《庆元令·田令》载：“诸归明人应给田者，…每三口给一顷。”宋朝在政治上也给予归明人许多待遇，这主要表现在归明人子弟的荫补、差遣官职、参加科举、编入军队等诸多方面。”朱熹曾评说：“今日理会一件要紧事，国家养许多归明人及还军年老者，费粮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转二三十年，都缩手坐视其困。”
——戴建国《宋朝对西南民族归明人的政策》
材料二 下表是明清两代管理西藏措施的对照表
| 朝代 | 西藏 |
| 明朝 | 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任用藏族上层管理人士进行管理。 |
| 清朝 | 中央设立理藩院，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册封，康熙皇帝对班禅大师进行册封，雍正帝设立驻藏大臣。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两代对西藏地区管理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到了汉朝，华夏族进一步吸收其它民族的成分，扩大成为人口近6000万（公元2年）的民族，后来遂称为汉族。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一方面，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与汉族在纷争中交往融合，逐渐同化；另一方面，大量汉族人南下，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与南方各民族融合。唐代统治者采取和亲、册封、会盟等各种政策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北方和西北的东、西突厥、东北的契丹、西南的藏族、彝族和白族都与汉族有进一步的融合。在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北部的广大地区。而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建立起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汉族和蒙古族的交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摘编自齐涛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通向中亚和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自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这里就成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虽分裂势力对新疆地区的阴谋从未停止，但历代统治者坚决捍卫了国家统一，其中1757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地区的噶尔丹叛乱是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
准噶尔汗国最大势力范围
——摘编自知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以来民族交融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这一事件的认识。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指出影响民族交融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