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认为，华夏族群扎根的中原地区乃是天下文明中心，中原以外的其他部族，茹毛饮血，按方位分别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其核心内容，其中“礼”作为礼法制度，上以治国，下以规定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孔子在判断华、“夷”之区别时，主要以是否遵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凡是遵从周王朝礼制文化者为华，有违者则为“夷”、为“狄”。《论语·宪问》中孔子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摘编自王建旭《孔子的华夷观与华夏文化自信》
材料二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下诏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又言“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缓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后世李隆基总结为：“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唐朝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尊重突厥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突厥人的原各级官僚制度一应保存。唐太宗征服回纥各部之后，册封回纥各部首领为王，回纥各部作为藩属国定期上贡唐朝廷，唐太宗由此被回纥各部尊为“天可汗”。
——摘编自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华夷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民族观念有何不同及其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宋朝处理与周边政权与汉唐一样，都是在华夷正朔观念与现实政治的交互作用下，构建自己的话语和现实政策。太祖朝和太宗朝前期理顺宋辽间的华夷名分，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因而使用华夷一统的话语，并用“汉唐旧疆”作为开拓行动的解说。雍熙战争的失败使宋朝放弃了理顺宋、辽华夷一统的话语权。宋神宗继承了宋仁宗“汉唐旧疆”的话语和内涵，但其志向又不止攻取西夏和幽燕，而是包括恢复包括河湟和交趾在内的“汉唐旧疆”。神宗的开边目标就是在这一框架中制定和开展。
——摘编自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
材料二 一方面，罗马人意识到帝国的幅员辽阔以及罗马世界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自2世纪中叶之后，发生在边疆的动荡使罗马精英意识到需要通过谨慎的判断来保全罗马世界的最佳地带即心脏地区，而现实的边疆确定与防卫也日益重要。而思维的另一方面，长期的帝国政策和领土霸权，又让罗马人无法放弃“帝国无疆”的领土认知模式，“无疆帝国”的观念与同时期的罗马边疆形势与政策相呼应。
——摘编自王忠孝：《“无远弗届”：罗马帝国早期疆域观的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北宋和罗马帝国初期对边疆的认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早期疆域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宋和罗马帝国早期疆域观念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古籍记载，先秦时期，中原与沿海地区及海外就已经存在交往。战国时期，燕国与朝鲜、日本的交往一般是从登州湾出发，入渤海湾北向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南端，沿半岛东侧北上鸭绿江口，再走朝鲜半岛西侧近海，至半岛尽头，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本土。秦统一六国及其后的楚汉相争，导致不少内陆汉人逃到朝鲜半岛，有些人渡海进入日本。秦始皇时代的神仙传说与徐福东渡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十分可疑，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汉之际中国与日本、朝鲜的海上交往和催生弥生文化的历史。8、9世纪，“广州通海夷道”贯穿南海诸国、印度洋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域，并与航向日本、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海路相连接，对东亚各国的发展影响巨大。
——摘编自李庆新《海洋贸易、货币流通与经济社会变迁——东亚海域沉船发现古代货币及相关问题思考》
材料二 “朝鲜”之称在古书里既可以用作国名，也可以用作地域名。如《盐铁论》中就有“（燕国）度辽东而攻朝鲜”的记录。《史记·朝鲜列传》亦载：“秦灭燕，属辽东外微（藩属）。”至晚在隋代，高句丽（东北少数民族扶余在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政权，强盛时统治整个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人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把自己的政权所在地称为“辽东”，高句丽王元在给隋文帝的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高句丽人对“辽东”内涵的认同，反映出高句丽人对中国的向心力。唐代裴矩、温彦博等大臣以“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为由，要求恢复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直接管辖。以“辽东”指称朝鲜半岛北部的说法在唐代中原地区和高句丽国内的通行，恰是高句丽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一个有力证据。
——摘编自杨军《朝鲜半岛与“辽东”内涵的失系》
(1)根据材料一，概括10世纪以前中国和东亚邻国交往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史籍中“朝鲜”和“辽东”关系的变化，并简析造成这一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 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广阔的地理空间……其中汉武帝时期的功绩尤为卓著……各民族在日益增强的互动、交融中相互依赖，共同发展，逐渐加深了感情，加强了认同。
——《西汉“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
材料二 晋、南北朝之时，是向来被看做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显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魏晋南北朝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一般被泛称为“五胡”，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混然无迹，良非偶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三 魏主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魏收《魏书》
(1)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民族交融的原因；结合所学，举一例汉武帝时期促进民族交往的史实。
(2)据材料二，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结合所学，指出人口迁移的历史影响。
(3)材料三中“魏主”指的是谁？材料反映了“魏主”时期哪一重要举措？结合所学，说明魏主“移风易俗”的措施。
(4)综上材料，概括促进民族交融的方式。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都司卫所是明代的地方军事机构。羁縻都司卫所则是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军事机构，由兵部直接统领。各级长官都由当地的酋长、族首领担任,明代中央政府发给敕书、印信,让他们各统其众,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治理。这种情况与唐代所设立的羁縻府州十分相似。从地理分布上看,这些羁縻都司卫所主要设置在东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区,与西南的土司、土府州县同为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政权机构。各卫所之间一般不互相辖属。
——摘编自李晓杰《疆域与政区》
材料二 伴随着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广泛推行、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大、人口流动的逐步常态化，会馆应运而生。作为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最初存在于封建行政体系的视野之外，但因为儒而兼商和商人儒士化而造就的庞大士绅队伍程度不同地干预了会馆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使会馆自发地演化为一种官方机构之外的补充机构，其“公约”功能，即会馆对成员的组织约束，能够有效地维护集体利益与社会安定。会馆之所以得到政府的支持，正是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对流动人员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工具。
——摘编自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1)据材料一概括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据材料二分析明清会馆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作用。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社会治理方式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民族政策的特点并指出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3)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我国民族政策的看法。
材料 从秦到宋，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执行的是羁縻政策。《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了谏阻开通西南夷，假蜀地父老口吻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意即皇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只要停留在名义上就可以。汉武帝时，南越、西南夷等大片地区归入西汉版图。元鼎六年（前111年）后武帝在南越、西南夷地区置初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初郡内保留少数民族统治机构，封其君长为王、为侯。唐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后，羁府州制度大规模地得到实施。元代以后，改行土司制度，表面上还是采用羁縻手段，实际上通过流官进行半直接治理。明代中期起逐渐采取改土归流政策，经过长期调整，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纳入郡县制中。清代，“西南各省土府州县及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诸司之制，大都沿自前明，远承唐宋，因仍旧俗，官其酋长，俾之世守，用示羁縻，要皆封建之规，实殊牧令之治”。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唐朝为例分析羁磨政策得以实施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羁政策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封建国家，下图为秦朝形势图
——《中外历史纲要（上）》
(1)观察地图，描述秦朝版图的四至。结合所学，概括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的意义。
材料二 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治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根据明代的形势和边疆状况，又有所变革和创新……首先是“守备为本”，即以武力为基础，作积极的备御……第二是“刚柔并济”。这虽是我国历代帝王治边的传统思想，但明初太祖、成祖二帝集历代帝王之大成，真正厉行了“刚柔并济”，不是一味诉诸武力，而是在“恩抚”上坚持不懈地下工夫……第三是“以夷治夷”或“以夷制夷”。这也是历代帝王治边的传统思想和策略。
——摘编自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的治边思想，并结合所学，各举一例其在内陆边疆治理方面的具体史实。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匈奴部族降汉者为数不少，汉武帝对他们依势力大小授以侯爵、封地和封户，“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并建立制度对其进行管理。
唐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职级高者为中央所任命的官员，而职级低的则多由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世袭。
元朝管理少数民族的另一项政策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兴起于云贵地区，针对分散而世代聚集的少数民族部落，以招抚之策，凡率部归附者，即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职，使“各从其俗，无失常业”。
——摘编自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兼论古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
材料二 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也不全依靠“土官、土吏”，“土流参治”的情况也存在。面对辽阔的区域，清王朝初期也沿用了明王朝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在西南部地区沿用了土司制度。但是，这种状况在雍正时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清廷对新疆、西藏地区的治理也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入。乾隆年间设置伊犁将军对新疆进行管理，下设都统和诸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协办大臣等分管伊犁等地。
——摘编自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由汉至元民族政策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代至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变化原因。
材料一 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互润的，通过交流达到融合和发展。中国古代通过各民族间往来和交流，汲取别人的长处，补充和替代自己的不足，逐渐走向共同繁荣与发展。如周设官“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至唐“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物品）、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都足以说明之。
——据张志宏《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刍议》等整理
材料二 开始于161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欧洲世俗专制王权相互争权夺利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此前“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神权统治。因此，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权力和财富、脱离了教权绝对统治的各世俗政权相互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平衡的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实现了“大洗牌”，……并形成了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
——李卓群《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掌邦国宾客之礼籍”的官职名称。根据材料一，概括鸿胪寺的主要职责。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17世纪中期欧洲国际关系“大洗牌”所带来的成果，并简要概括“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打开“一个缺口”的历史事件，并简述“世纪之交”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及十八大以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理念和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