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我们所讲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围绕民族理念，以民族国家独立为核心的思潮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亲历的1848年革命，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等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和紧随其后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性质相同。而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尚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理念，他们的斗争只是被压迫民族对侵略者的自发性反抗，和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印度国大党领导下的两国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有区别的。但就其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以及与欧洲民族运动同时代的背景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民族反压迫斗争的论述也可视为他们民族主义认识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

材料   亨利·基辛格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注：1853一1856年），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战争促使了英法两国结盟，那就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的“后遗症”基本上被战争清洗干净：战争也意味着神圣同盟的终结，欧洲的协调机制蜕化。

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仅仅影响欧洲和俄罗斯，事实上对大清帝国的安全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但在对待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俄国与英国、法国、美国却又形成“共谋”。俄国在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之下，在大清帝国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从而使俄国的帝国形象可以重新与其他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相比。

俄罗斯的确是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但俄罗斯也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正如俄罗斯当时一些西方派所说的那样：“文明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摘编自胡键《“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