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启蒙思想家们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批判君主专制毫不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和平等，否认君主是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也否认王朝国家是自己的祖国，发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呼声，指出只有当臣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的成员，民族共同体才会存在，祖国才会存在。在启蒙思想指导下，法国大革命爆发。由于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被摧毁，宣布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国家成为大家共同拥有的祖国，“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

——杨宁一《世界历史视野中民族主义》

材料三   民族主义最初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种以反对封建专制、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分。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和精神武器，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具有很大历史进步性……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却带有不可克服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它的“视野”无法越出本民族（利益）的范围，往往把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建立在践踏其他民族利益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潜在的、强烈的扩张性，一旦国家间有矛盾，民族主义便会膨胀为大民族主义。如泛日尔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等，一定程度上是其衍生物。正因如此，“当西欧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侵略和扩张的学说”。民族主义逐渐蜕变为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

——摘编自赵文亮《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的战争》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战争只是政府间的一种争夺的原则破坏无余。交战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仅受到海运限制的影响，而且空袭越来越多地针对居民区……人们意识到为了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必须建立国际组织和完善国际法。

——摘编自张加犁《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1862年，瑞士人杜南描写了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惨状，唤起世人对战时伤病员救护的注意。1863年，杜南发起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该组织倡导下，1864年，瑞士召集法、意、西等12国参会，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公约》，它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伤病军人应受到照顾和遣返等。在此之上，经1906、1929、1949年多次修订，1949年中苏美英法等61国签订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境遇、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船难者境遇、关于战俘待遇（针对二战德日法西斯虐杀战俘暴行）战时保护平民等日内瓦四公约，1950年生效。2014年，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其缔约方。该公约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部分，是约束战争中敌对双方的权威法律文件。但同时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靠各签约国的自觉遵守，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际舆论的谴责监督。

——摘编自《日内瓦公约》《我军战俘研究》等

材料一     所谓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时代普遍形成的国家形式，是以民族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它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

从现代化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步点。……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解除。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典型。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在全面冷战的年代，正是由于有了“大国一致”的原则，才保证了在大国不一致的情况下，安理会不能采取措施侵犯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迎头相撞。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原则在有些时候难以运用于遏制或挫败一些大国的侵略行为，如1950年朝鲜战争的升级，正是当时的苏联和占据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民党集团没有运用否决权，才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通过有利于贯彻美国意图的决议，使美国的干涉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

——摘编自徐蓝《世界大战、集体安全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

——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一   （格劳秀斯认为）……根据一般原则：本人是处理自己事务的最佳裁断者，因而拥有发动战争之权力的人，乃是唯一拥有缔结和约之权力的人。由此推导，公战能够由各方主权者单独发动，在王权政制下这种权力理所当然属于君主。

——摘自高中历史教科书《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学思之窗”

材料二   （国际联盟）……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和安全……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的义务，维持各国间公开、公正、荣誉之邦交，严格遵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今后各国政府间行为之规范，在有组织之民族间彼此关系中维持正义并恪遵条约上之一切义务……

——《国际联盟盟约》（1919年6月28日）

材料一   中华民族是多元部族文化和多元区域文化长期交融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整个的统一运动非常像滚雪球——现在我们需要稍作修正的是，这种雪球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东南西北中都有——但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始终是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个。其中以商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和清前期为最甚，至少有过五次高潮。作为这种历史运动的总结，统一的民族称谓看起来还是应该称“中华民族”。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中世纪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唐朝统治者认为隋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失误，过于“大汉族主义”，因此唐朝采用当时国际上遵循的外交语言，与各国元首亲热地称兄道弟，而且还特别重视民间经贸文化交流，通过不断的民间交流来影响到各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对前来中国的海外商贾，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如《唐律》规定，官员不得无故刁难外国商旅进入关津，对于“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十日笞一等，罪止杖一百”。

——摘编自曹文君《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等

材料二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三     中国坚持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欧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60对，在世界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国际法是和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适宜美洲大陆上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或亚非国家。随着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势力，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传播至全世界。与西欧界定之主权（民族）国家要素不一致者皆可兼并之，占有之，列为殖民地。

——摘编自鲁纳《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成立了两个刑事审讯法庭，审讯在前南斯拉夫及 非洲的卢旺达进行的“种族清洗”罪行，这又再一次燃起国际社会对成立国际刑法制度的希望，联合国后来更在1998年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该罗马条约在2002 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2008年已获一百零六个国家签署，并在海牙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审讯像战争罪行、种族灭绝、反人道罪等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

——摘自《香港法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