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中世纪时，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在教会与君主权力的斗争中，近代欧洲君主的权力大多得以加强。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民族主义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国家这时由公民组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荷兰政治思想家格老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老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造就了一个“具有固定领土、中央行政组织和合法使用垄断武力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二   国际联盟的出现不仅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更表达了人类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大战之后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向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重要发展，是各国维护和平、努力用协商和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理念的继续实践。它在推进国际社会有序化，促进国际合作，伸张中小国家正当诉求，以及促进人权与社会福利、改善劳工劳动条件和待遇等方面所做的有益工作，都是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进步，对现代国际组织的运作与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正如华尔脱斯所说：“国联不论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始终以宪章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向往和平和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世界的愿望。”

——摘编自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材料三   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起，共同打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成为20世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最深远事件之一。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 《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在专制王权下的法国，国王曾自视为民族的代表，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朕即民族”。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主权，抨击君主专制，阐述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思想：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国王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相反，一个国王若无国民则不存在，更不必说治理国家了，甚至表示“专制之下无祖国”。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不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全体法国人组成的法兰西民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诞生和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唐朝统治者认为隋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失误，过于“大汉族主义”，因此唐朝采用当时国际上遵循的外交语言，与各国元首亲热地称兄道弟，而且还特别重视民间经贸文化交流，通过不断的民间交流来影响到各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对前来中国的海外商贾，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如《唐律》规定，官员不得无故刁难外国商旅进入关津，对于“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十日笞一等，罪止杖一百”。

——摘编自曹文君《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等

材料二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三     中国坚持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欧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60对，在世界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国际法是和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适宜美洲大陆上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或亚非国家。随着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势力，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传播至全世界。与西欧界定之主权（民族）国家要素不一致者皆可兼并之，占有之，列为殖民地。

——摘编自鲁纳《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成立了两个刑事审讯法庭，审讯在前南斯拉夫及 非洲的卢旺达进行的“种族清洗”罪行，这又再一次燃起国际社会对成立国际刑法制度的希望，联合国后来更在1998年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该罗马条约在2002 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2008年已获一百零六个国家签署，并在海牙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审讯像战争罪行、种族灭绝、反人道罪等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

——摘自《香港法概论》

材料一   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产生。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的根本原则，确立了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核心地位。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法体系不断经历着艰难嬗变和逐步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从传统的国家领土逐步扩展到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南北极地甚至网络空间等，新涌现出诸如国际行政法、国际旅游法、核法和极地法等数十个新分支（部门法）。《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通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

材料一   1337—1453年，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从14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出现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浪潮，用英语翻译的《圣经》奠定了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说：“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

——摘编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   当民族主义同强大的政治外交、军事领袖结合起来后，它在动员、集合民族感膨胀的民众方面便具备了无限潜力，这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进程中得到了充分说明。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通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