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以来，多边外交成为一种普遍性、经常性和日益制度化的外交方式，不仅反映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斗争与消长，而且折射出国际体系演变和国际格局秩序调整的新情况。如，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形成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英、俄、奥、普、法五强共治欧洲的均势格局。由八个国家全权代表签署的最后议定书和一系列附件，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多边外交文件。由此形成的维也纳体系，在规范国与国关系和行为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0年后，英、法、奥、土、俄为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无果而归，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多边外交失败的负面例证。维也纳体系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取而代之。

——摘编自于洪君《世界多边外交的回顾与思考（2012年）》

材料一：契丹处于唐与突厥两强之间，地处要害。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唐与契丹和亲四次。武则天时期，契丹大贺氏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契丹降后突厥。开元三年(715)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以后突厥汗国默啜势衰，率部附唐。开元五年(717年)，李失活入唐朝拜，表其诚心，玄宗遂以杨元嗣之女永乐公主赐之。

——摘编自朱诚如《辽宁通史》等

材料二：在拿破仑发动大规模征服西欧的战争以前，西欧民族主义情感并不强烈，特别是在封建贵族领主割据的情况下，国王很难得到民众的拥戴。中世纪西欧有一句谚语，“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民众对国王没有直接效忠的义务。欧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个教派，当时人们对同一教派的认同，超过对国王的认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

——摘编自丁冬汉《现代国家政治能力建构的逻辑》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确认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沽口，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䜣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䜣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

材料三   1945年以来，国际法由原来的欧洲集团扩大至遍及七大洲的180多个国家，以欧洲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法原则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国际法的范围扩大了，出现了新兴的分支——国际经济法。许多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使得传统国际法的一些原则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或采取了新的概念。随着科技进步，传统国际法的内容扩大，产生如外层空间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新分支。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