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材料二   与高消费并行的是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这一政策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制定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改革政策。但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欧五国，最突出的是瑞典，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它（福利政策）力图拉起一张社会保障的大网，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可以生活下去，同时又搭起一架社会进步的阶梯，为人们提供向上进阶的可能。……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力不强，中产阶级日益削弱，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在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被称作难以治愈的“瑞典病”，它是一种由福利国家政策而引发的现代社会病。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材料一：皇帝要求地方官员要及时上报当地发生的灾害。一般是地方官员上报户部，再由户部奏报皇帝，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济措施或先核实灾情再采取救济措施。在灾害发生后，政府免费为灾区提供粮食衣物、生产工具等，这是明朝政府采取最普遍的措施。永乐十二年(1414)“河间府沧州、顺天、通州、固安县淫雨，宝坻县雨雹伤稼”，皇帝“令有司发粟赈之”。“景泰三年(1452)闰九月癸酉，免宣府前等十六卫所屯粮三分之一，以其早、蝗、霜、雹等灾也。”

——摘自谢行焱《明代国家的灾害救济机制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萌芽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慈善施舍和同业行会的互助互济。1531年亨利八世颁布救济物品法令，国家开始在社会救济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后英国社会救济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逐步建立，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济贫法，主要内容是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办理救济贫民工作，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对贫穷家庭的孩子施行就业培训，对老年人、患病者和孤儿进行收容。

——据C.利斯和H.索利《欧洲前工业社会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等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呈现出应急化、边缘化、基础化、民生化的演进特点。1993—2013年为基础化阶段，关注因经济体制转型而下岗失业、进而陷入贫困的群体，通过以低保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并维护社会稳定救助水平。2014年以来为民生化阶段，重点对象为新时代背景下无法达到社会认可的基本生活标准的生活型贫困群体，为贫困群体提升生活质量，以实现兜底保障和“弱有所扶”的民生保障目标救助水平，逐步提升政策适应对象和范围；重视制度衔接和综合型帮扶措施，建立临时救助和“救急难”工作机制。

——据张浩淼《中国社会救助70年(1949—2019)：政策范式变迁与新趋势》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化为广大乡村居民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与农村庄园生活迥然有别，这个世界依靠工商业与外界沟通交换来维持生存，所以它具有相当开放性，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无需向领主服劳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享有一定特权，一些城市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其市民“只能在当地城市法庭被提起诉讼”；有的城市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追求自由和特权”的政治诉求，因为离开庄园意味着摆脱奴役，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

——摘编自侯建新《欧洲文明探索》

材料二   铁路机车的发明使得住宅到工作地点的最大可能距离得到了提升：首先，蒸汽牵引的动力机车沿着一条专门建立的铁轨行进。然后机车在铺设于城市街道的轨道上行进。原始的马拉机车最终被电力驱动的机车取代，并且这些有轨电车也被由汽油驱动、脱离轨道的公共汽车取代。……由于近一个半世纪，交通运载工具在尺寸、速度以及价格方面的巨大改善，使得工业城市的选址可以位于世界的任何地方，并且使得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

——阿诺德·汤因比《变动的城市》

材料三   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新问题，西方的社区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推广。如美国在一些城市成立了社会发展部，并成立社区组织委员会，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治疗和预防犯罪等。依托基层社会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

材料一     二战后，日本在引入和参考欧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定了大量系统的新法规，推动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化”和覆盖面来看，已达到较高的水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日本社会保障的规模大幅度扩充，表现在政府支付金额的增加、受益人数的增多和各项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日本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杨巍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沿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在强调国家一单位一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原则下，由国家扮演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者、保证者的角色，再由国家(通过政府)和单位共同扮演社会保障的供给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社会成员则被分割在各个单位(在城市是各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农村则是公社和生产队等集体组织)，并与所在单位构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虽仍强调国家的主导性，但构成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却必须共同分担社会保障责任，国家通过立法凝聚全民共识来确立社会保障制度，之后以社会化方式加以实施，社会保障成为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系统。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了公平价值取向与全面协调发展的建制理念，为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服务，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摘编自郑功成《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社会保障制——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