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建立的时代与我国唐代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丰富了我国的中医药文化。阿拉伯帝国以开明的态度接受其他文化，其医学也迅速由蒙昧走向文明。随着两国商业往来加深，“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的阿拉伯船只活跃于大唐的沿海城市。中国的炼丹术、本草学等内容也经留学生、商人等传入阿拉伯。唐朝与大食爆发怛逻斯之战，旅行家杜环成为战俘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系统中，回国后他写下《经行记》，该书是较早记述伊斯兰国家药物及医术的书籍。中阿医学文化交流的成果，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有特殊意义及重要地位，不仅惠益彼此，更为世界医学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王倩影《唐代中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

材料二   中药材一直是广州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清代广州中药材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中药材出口市场。据统计，1757～1842年，广州是全国唯一对欧美出口贸易的口岸，这一局面直至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才结束。到广州的对外贸易由粤海关管理，由洋货行行商经营与代缴关税，外商必须通过行商才能进行贸易。虽然广州口岸一直保持着和欧美国家间的中药材贸易，但如果将中药材贸易置于广州对欧美的总体出口贸易中比较，其贸易规模其实十分有限。为了供应广州口岸的出口贸易，全国各地质量上乘且各具特色的中药材通过各地药商与药帮的周转运输到了广州，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的消费选择。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也将中医药知识带回欧洲，甚至还将中药材引入欧洲种植。

——摘编自张泽琳《清代广州对欧美中药材出口贸易研究》

材料一   我国自原始社会开始采集和利用茶叶，但在唐之前，茶叶大抵采自野生茶树。随着饮茶之风渐广，茶叶消费量激增，靠采集野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于是，人工种植的茶园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茶叶核心产区。从茶叶种植上看，除去岭南道韶州、容州、象州产茶外，几乎尽出自长江流域。唐建中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日盛，大量的茶叶需从长江流域运往北方，带来了由南至北的繁盛的茶叶转运贸易。位于大运河枢纽素有“扬一益二”的扬州，成为唐代茶叶南北运输中重要的集散地，大量茶叶通过运河运到洛阳、长安。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依赖饮茶消解酒食，维持身体健康，刺激着唐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开辟。

——摘编自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

材料二   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他们认为英国急需寻找一个新的茶叶供给源，以结束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这个地方很快被选定——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这里有合适的气候、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土地。1848年，罗伯特·福钧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深入内陆茶乡，盗取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使茶叶在印度得以大批量种植和生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成果也被应用到茶叶的制作与运输中，尤其是大量制茶机器的出现，使此前从事制茶的小作坊纷纷转变为大工厂，到19世纪末，印度已经实现了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印度茶的产量迅速超过中国茶的进口量。印度茶不仅产量巨大，而且关税为零，这一切导致茶叶价格大幅下降，茶因此走入大众生活。

——摘编自韩红星、单依依《以茶为媒：明清中英贸易背景下茶的跨文化传播》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材料   安史之乱后，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各地的正常来往和交流被阻隔，漕运和税收不通，粮食和物资难以运到京师，京师一带物价飞涨。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宗（762—779年在位）任命主管财政的刘晏改革全国驿站军事交通体系，疏通漕运。刘晏在运河沿岸驿站设立驿防兵，保护沿岸驿站和漕运的安全，这迅速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江淮“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同时朝廷得以通过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来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调动物资，平抑物价，“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

——摘编自况腊生《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整个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5%,同时，非洲对外贸易发展也很迅速。非洲出口额从53.9亿美元增至359.2亿美元；非洲进口额从66.4亿美元增至384.8亿美元。

——摘编自朱重贵《非洲经济曲折发展历程与希望》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依赖农矿原料和初级产 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没有完全改变，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非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降至2.5%。1980—1987年，非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5%。同时期内，该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和进口额年均下降率分别为7.4%和4.2%。所以人们称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10年”。

——摘编自李吉斌《国际经济环境对非洲经济的影响》

材料三   随着冷战结束，在重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基础上，非洲国家普遍进行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同时，非洲先后建立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组织，对于促进非洲地区贸易、通信、交通运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经济逐渐好转。

——摘编自朱重贵《非洲经济曲折发展历程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