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即为推动面向内部市场的本国工业的发展，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提高关税，引进外资，建立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70年代，墨西哥工业部门占全国总产量的35.8%，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缺少竞争力。墨西哥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和中间产品，这使墨西哥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最终引发债务危机。为此，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外开放，转向外部市场，克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但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加剧。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摘编自董经胜《墨西哥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及其经验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末，新加坡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国家扶持本国工业发展以代替进口产品)。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和国际贸易放宽限制的机会，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发展中，新加坡形成了制造业、对外贸易、金融业和运输业四大产业并存的多元化经济结构。70年代末，西方经济发展缓慢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加坡调整经济结构，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又将有限的资源从制造业转向高科技、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并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摘编自汪恩键、潘黎明《新加坡的现代化及其经验》
(1)根据材料一，分析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墨西哥相比新加坡工业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并归纳影响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加强城市工业污水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多数哲学家承认科学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很早就有设置专门的官吏掌管农业、传授农业技术的记载。“劝课农桑”是历代皇帝倡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也是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周朝时期就有官吏承担起传授农业技术的责任。而一些在劝课农桑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官员也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如宿州一石碑上记载的“民获所利，刻石以颂刺史”，即用以铭记该官员推广“淤田法”使当地农业获得发展的事迹。我国古代许多农业创新之举也多为官员实践得出并推广的。总之，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的传授与推广大多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的。
——摘编自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漫话·中国古代农业教育》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地方官员成为我国古代农业技术推广主体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对于研究唐宋时期农业发展有何史料价值。
材料一 1936年不同经营面积的农户纯收入数据表（以四地177家农户为调查数据来源）
| 经营面积 | 户均纯收入/元 | 亩均纯收入/元 | 每劳动单位纯收入/元 |
| 5亩未满 | 122.659 | 30.912 | 50.051 |
| 5—10亩 | 174.243 | 23.551 | 66.691 |
| 10—15亩 | 251.573 | 21.065 | 77.407 |
| 15—20亩 | 372.934 | 22.269 | 87.680 |
| 20—25亩 | 397.193 | 17.596 | 103.880 |
| 25—30亩 | 563.780 | 21.240 | 129.562 |
| 30—35亩 | 535.235 | 16.264 | 125.446 |
| 35—40亩 | 517.680 | 13.916 | 97.089 |
| 40亩以上 | 736.175 | 13.007 | 120.290 |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大、中、小型机械已经进入农户家，农户主要经营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也开始进入农户的经营领域。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人均占有土地状况大大改善；农户拥有先进机械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生产工具占比不断降低。2009年至今，家庭经营性收入异军突起，进城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农户生产或经营方式都高度市场化。——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余勇亮《农户经营方式转型研究—三大历史时点的比较与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
(1)根据材料一信息，概括1936年农户经营面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农户采用的主要耕作模式。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8年后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材料一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活动之一、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已经初步形成专业体系。货币借贷促进了财富的集中，集中起来的巨大财富必然要形成资本，资本的形成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根据《汉谟拉比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当时利率水平很高，债务人利息负担沉重，往往由此而沦为奴隶。古代两河流域丰富多彩的货币金融活动是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其商业文明影响广泛深远，成为其后地中海地区进而欧洲大陆商业文化的源头。
——摘编自禹钟华《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及其影响》
材料二 “银行”一词，源自意大利语 Banca，原意是长凳、椅子，英语转化为 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15-16世纪时期，随着跨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将不同型制的金银铸币换成某一标准货币的需要。一些商人看到了这种需求的潜在利益，于是开始经营货币兑换业务。为避免货币意外损失，且在交易中又能方便地使用其货币，人们便开始将多余的或者暂时不用的货币交由兑换店或者金店保管。在这样的背景下，兑换店开始主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银行就诞生了。1580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建立的银行是普遍认可的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随后荷兰、德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银行。
——摘编自刁莉、胡娟《银行的起源、交易及合约密集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两河流域借贷活动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银行诞生的背景。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增至700个。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岔开、互不重叠。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还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或是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级产品进行高级加工。市镇还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商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到工业革命前夕，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纺织原料及产品（以毛纺织为主）的专市有五十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和17—18世纪初英国工业集镇的异同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8世纪初英国农村市镇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清乾隆二年（1737年），苏州虎丘染坊严重污染水源，苏州府会同长、元、吴三县，勒令其“将置备染作等物，迁移他处开张”。在城镇化进程中，污染日渐严重，水质变差，江南地区遂广凿水井，还有大量水夫从城外大河运水到城内售卖。在饮水卫生方面，江南居民惯用明矾沉淀水中浊物后饮用，煮沸饮水也是一直沿用的卫生饮水方法。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材料二 《上海乡土志》记载，“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1902年，第一个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厂在上海开始供水。随着新式凿井技术的传入，能开采深层地下水的机械自流井逐渐增多。民国时期，介绍与宣传水质知识、饮水改良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1927年，上海市公用局、卫生局审定试行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饮用水标准，对饮用水质进行了量化规定。
——摘编自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江南城市清洁用水的主要方式。(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江南城市在清洁用水方面取得的进步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27-1936年间南京城市人口净增长64万多人。为解决“房荒”，南京国民政府与南京市政府加大了对住宅建设的管理力度。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借鉴西方规划理念与“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制定《首都计划》，对城市道路、公共基础设施、建筑形式等进行规划，包括兴建高级住宅区、职工住宅区、一般市民住宅区和棚户区住宅等。1930年《土地法》颁布后，住房的建设与出租有了法律基础。政府在主导建筑的同时，还积极鼓励企业、单位、私人建筑住宅，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京住房紧张的状况。但由于政局不稳和财政不足，政府在制定与实施住房建设时，存在纸上规划与实际操作不统一，等级分化等问题。
——摘编自邢向前《1927-1937年南京住宅建设问题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地价急剧上涨导致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中上层阶级迁移到西区，工人阶级集中在多为贫民窟的东区。为解决工人住宅问题，英国人采用了如下方法：首先是变地下室为住房，把主要堆放杂物的地下层作为住房出租。其次，将原先的公寓房于或联排任宅进行重新分割，出租给不同的人群。再次是建设背靠背式住宅，这种房子由两排房子共用一堵后墙，只有前门、前窗，节约地皮的同时减少了建筑材料费用。对居民来说，却缺少了阳光和空气流通。当时的英国政府奉行不干涉经济活动的信条，加重了城市工人住宅的低劣程度。19世纪，政府逐渐改变了不干预政策，通过调查研究、立法规范和政府规划改造来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
——摘编自陆伟芳《19世纪英国城市工人之住宅问题及成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1927—1937年的中国与18—19世纪的英国城市住宅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住宅建设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俄政府颁布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通过无偿使用住房等方式改善城市人口的居住条件。然而因为国家财政国难以及住房管理的权责关系不明等原因，这一管理体制未能解决住房危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政府调整政策，颁布住房法令，使缴费人数覆盖全体租户，收费标准依据市场规则而调整，但始终根据社会地位和工资差异，执行差别房租制；规定法人和自然人享有在国家允许的地段上建筑房屋的权利，使得住房建设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决议，允许不动产交易，开辟了国家、市场、合作社三条分配住房的渠道。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大幅度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
——摘编自张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材料二 20世纪最初的20年，欧洲国家的不少慈善机构和合作社等组织就开始试图改善工业新兴城市中工人和其他受雇者的住房条件。但实际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大规模住宅建设是在二战后快速兴起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这些国家内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资助住宅建设，所有住房都有补贴，补贴量和租金几乎相当。通过这种形式，政府控制了所有住宅的质量，从而使住宅既达到了特定的最低标准，又没有超过空间和舒适度方面的限度。20世纪60年代，大量人口从乡村迁入城市，这进一步加快了住宅建设的步伐，要求政府为不断扩大的城市制定总体规划。至20世纪70年代，住宅量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居民对建筑质量和建筑形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大量的再投资不可避免，这成为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性危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分化。
——摘编自[瑞典]J．林德瓦尔、武立《福利制度下的住房发展——战后北欧住宅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年代苏俄城市住房管理体制的调整。(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北欧国家住房管理制度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