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材料 阿克莱特（1732—1792年），出身贫穷，原是理发师，改进发明了新型的水力纺纱机。从1771年开始，他与他的合伙人先后在曼彻斯特等不同的地区投资兴建了十多个纺纱工厂。他的工厂在创设之初，生产工序和动力系统非常简陋，但到1792年，其工厂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纺纱体系和成熟的动力供应系统。为维持足够的劳动力，除了增加工资外，他还采取了诸如建设低价出租房，建立市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多种激励措施。在发展过程中，他的工厂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模式，工作时间固定，就餐和换班体系互相配合，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开创了工厂雇佣式的大机器集体分工合作的模式，被誉为“近代工厂之父”。他的成功引发了社会各行业人士投资棉纺业，当时企业家建立纺纱厂都以阿克莱特工厂为模板。

——摘编自张博珺《阿克莱特的工厂制投资及其影响》

材料一   晚清时期武汉地区的展会

——摘编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趋势研究：湖北省，1860—1916)

材料二   从1861年至1890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约占总贸易额的60%。1912年至1932年，汉口港的对内贸易货物总值占港口内外贸易的比重为73%,1933年至1936年间，约占85%左右。从进出口货值来看，1928年与1912年相比，土货进口货值增长了408%,洋货间接进口增长了56%,土货出口至国内各埠增长了128%,洋货在出口至国内其他口岸则增长了50%。据调查，经汉口港中转的大宗土货包括茶叶、牛羊皮、棉花、豆类、烟叶、苎麻、猪鬃、桐油、柏油、生漆、芝麻、米谷、小麦、矿产等等，这些大宗商品的原产地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

——摘编自郑少斌主编《武汉港史》

材料一   截至1922年2月，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计108亿3千6百万美元。一战结束后，战债的偿还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英国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把所有战胜国政府间的战债一笔勾销，如果这一方案不被美国接受，则希望用德国的战争赔款去偿还美国的战债。美国认为，赔款和战债完全是两码事，坚持要求欧洲各国还债。从1923年至1926年，美国与主要债务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各债务国承认的战争债务总数是115亿美元，分62年还清。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逐渐停止了对欧洲的贷款，欧洲的债务国受到双重打击，德国表示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英国也重新希望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前前后后收到的偿付战不到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英国赔付，剩下战债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

——摘编自周旭东、车致远《债务问题与大国关系（1917-1940）》

材料二   1971年，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美国联邦政府仅在1969年及1998—2001年曾实现财政盈余……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救市，从2009-201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均逾万亿美元。1990年，美国的私人储蓄率降至GDP的4.5%左右，到2005年仅为1.1%，达到历史最低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1959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占10.9%，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2%和20.4%。……中美关系与以往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也日益紧密，自21世纪初以来，中美之间形成一种空前的国家间债务关系。

——摘编自孙海泳《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公元前2世纪被汉武帝开辟以来，历经各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这中间有唐朝在联系西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遂使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越过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沿岸，为宋元时期的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广州、泉州经商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朝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以及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原先向西到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等地转向东至日本，或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大陆，然后再经阿卡普尔科和塞维利亚把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往欧洲市场。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将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贩运到日本赢利外，也利用其返程船只将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运往欧洲各地销售，遂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金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二   当前（2018年），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100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优势互补，我国仍将致力于对接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产业规划的相互融通，进一步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活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欠发达地区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经济增长利益。“一带一路”力求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主张“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摘编自蔡春林、陈雨《“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

材料一   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就与吴道台制定了一项《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领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系统；建立一支警察队伍；等等。由此，在上海的外国人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如图为近代上海租界图。

——摘编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19世纪后期曾任上海副领事的阿连壁这样说：“人们对上海也许可持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可能把上海看作一个巨大繁忙的港口，它的贸易对整个文明世界，特别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是把它看作必须向中国普遍引进外国式的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上海不仅输入西方商品，而且输入西方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工业中心之前，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材料   1952年1月，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后并没有结束。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当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项。

——摘编自杨丽娟《久久为功——造就新中国卫生奇迹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材料一   苜蓿是古老的世界性牧草。一般认为，苜蓿起源于古波斯。约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入侵希腊时，为饲养战马、骆驼及家畜，开始在希腊种植首蓿，并传播至罗马。1—2世纪，苜蓿传至整个欧洲。16世纪中叶，苜蓿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入美洲。到1800年，苜蓿传至大洋洲，并在全球广泛种植。

——摘编自孙启忠等《苜蓿的起源与传播考述》等

材料二   苜蓿自汉代引入我国，元朝时在全国种植较为广泛。元代宫廷中设有苜蓿园，交由官员专门管理，以饲马驼膳羊。《元典章》载“（苜蓿）非止喂养头疋（同“匹”），亦可接济饥年”。元诗和元曲中载有“食馀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过夕晖”“蒲萄苜蓿味虽美，异方土俗殊乡里”。1861年，苜蓿经中国传入日本，但因风土关系，当地栽培不多。后来，日本又从美国输入其他品种的苜蓿，多栽种于北海道一带。

——摘编自郭建新 朱宏斌《苜蓿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及渊源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