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政策大事记

——摘编自钱振明《走向共同福祉：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2年，中国出现大城市迅速增长，而中小城市萎缩的状态。近年风行一时的县改区，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据民政部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撤销了149个县，增加了120个市辖区。例如，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堪比整个纽约市面积，或相当于20个曼哈顿岛，2016年变为上海的一个区。省会城市长春、武汉、济南、长沙和南宁在县改区后市区面积都达到7000平方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上海。北京1.641万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有其匹。县改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很多地方蜂拥而上，城市越做越大，变相加剧城乡差异。很多城市在新兼并的区域大量建造新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保税区以及田园城市等，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确实也有很多成为烂尾工程。

——摘编自王旭《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材料三   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土地成为私有，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土地分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给55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终身补贴”；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将买进的地块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另外，国家还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对农业机械进行价格补贴，免除农业机械燃料税。之后，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将全国分成了22个专业化产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成为小麦种植区；西部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禽牧业；北部地区，气温低，大规模种植了马铃薯和甜菜。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商品量，对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社员。

——摘编自马生祥《法国现代化》

材料   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1%,而法国是25.2%,美国是13%,俄国是7%。到1861年，英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达62.3%,而法国是28.9%,美国在1860年仅为19.8%。这与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性优势，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英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制造业和矿业城市发展速度最快，如   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舍菲尔德。一批以纺织工业为主的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起了先锋作用，如贝里、普雷斯顿、奥尔德姆等。一些传统老城因为与工业革命疏远而发展缓慢，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城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如诺里奇、约克和埃克塞特。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由于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外来移民逐渐增多。英格兰大城市吸收的外来移民主要是爱尔兰人。19世纪30年代曼彻斯特1/5的人口是爱尔兰人，在格拉斯哥的20 万人口中，有3—5万爱尔兰人。到1860年，城市化向高层次迈进时，其他国家的实业界人物、高科技人员开始涌入英国，如德国人、希腊人、瑞士人、法国人以及各国的犹太人。他们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伦敦。

——摘编自陈爱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市化》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身体检查是基于医者取像类比推求而得，与之相关的身体观与天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相应，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形态。至近代中国，西方身体检查模式传入中国，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结合在一起，开始在西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下被评价。1903年，《湖北学报》和《江苏(东京)》分别刊载《简便国民教育法》和《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强调对学生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1928年，体检在中国不同领域陆续有所体现，民国著名学者黄传霖在专著《身体检查学》中列出了身体局部检查、预防接种施行之前检查等12项身体检查种别。同年全国有了统一的卫生行政体系。1931年又出台了关于从业人员体检的《应考人体格检验规则》。此后，国民政府逐渐在技术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统一体检。

——摘编自王瑶华《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达到12083个，基本形成了以各级疾控中心和各级专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工作网络等。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截止2021年底，基本医疗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同年，60余种罕见病药品获批上市，40多种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

——摘编自庄琦《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借款修路

晚清时期，中国欲修建铁路，需要巨款，如何筹措?当时学者马建忠认为，筹之于官，已不可能，因为官府“拮据已甚”：筹之于民也不行，因为“风气未开，集股维艰”。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借洋债之一法”。然而兴修铁道的借款数额巨大，向谁借?如何借?如何偿还?都需要详细论证。他认为：

●是借款，而不是入股。他说：“惜债与入股有别，入股可坐分每年赢余，借债者惟指望按年之利息。中国创行铁道，绵亘腹地，岂可令洋商入股，鼾眶卧榻之旁!”

●不能由在华的西方银行承办借债事宜，因为“天下之利，最患中饱”。在华的西方银行，都是外洋分行，而且只有三四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他们也需再到邻近洋行筹措，这样就难免出现从中渔利、互相勾结、垄断为奸的问题。所以应该“自行承办，迳往英法都会，与其官、私银行面行商榷，由我计息，由我定价，一杜居间把持之弊”。此外，所借之款直接在该国购置轮车、机器、铁轨，“以外洋之银购外洋之物。既免折耗之费。复无垄断之虞”。

●修筑铁路非一二年所能建成。所以应“并五六年当偿之息。一气借成。以免异日腾挪无所，失信于人”。

●为避免铁路建成之后为洋人所把持。所以在借债之时。“一切借券，第标号数，不标姓名，一俟铁道得利之后，将其券逐渐收回”。即仿效西方的债票法，“债栗书票号，不书姓名，以便辗转抵用，一如银票使公司之利厚者岁提一二成，赎回其票。则不言偿而自偿矣”。

——摘编自王军《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材料   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从封闭到开放、从松散到紧密的历史，也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可以说，从16世纪起，人类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人类命运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

——摘编自程美东《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