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粮食安全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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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 《礼记·王制》 |
| “粟者，王之本事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 《管子·治国》 |
|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 《汉书·食货志》 |
| “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 | 《救荒活民书》（南宋）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粮食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60年代初，他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一是要过得下去，二是不依靠外国”。这一系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今天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赵纪萍《陈云的粮食安全思想和主张》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基，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为核心战略思想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摘自毛长喜《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新中国粮食安全观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19世纪英国“洁净食品运动”。19世纪，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远离食品生产者，转而依靠中间商来供应食品，食品掺假泛滥。以烘焙业为例，自1815年英国政府废除《面包价格法》后，伦敦四分之三的面包师以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出售产品，掺假是最常见的手段。1820年，化学家阿库姆首次采用化学方法分析食品成分，发现用明矾漂白劣等面粉冒充上等面粉，其著作对掺假食品的揭露，各大报刊杂志进行介绍和评论，使食品掺假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工人阶级是掺假食品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食品行业担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来强制解决掺假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商人开始自发售卖洁净食品，形成了一场“洁净食品运动”。例如，烘焙业连续成立了数家大公司，旨在生产不合明矾和其他掺假成分的面包。工人阶级以合作社的形式加入洁净食品运动中来。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合作商店正式开业，主营面粉、黄油和奶酪等洁净食品。由于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生产的纯净面粉不掺明矾等增白成分，比工人群体日常食用的掺假面粉颜色更深，遭到了工人们的抵制。中央合作社为了让工人消费者“醒悟”，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掺假的小册子，并聘请讲师向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体解释。在合作社的推动和鼓励下，饱受掺假食品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开始食用纯净食品，逐渐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60 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食品掺假法》、《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基本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与监管体制。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所学，评析19世纪英国的“洁净食品运动”。材料 街上到处都是顾客，他们购买来自斯里兰卡的珍珠项链，佩戴着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装饰品，使用添加了稳定剂（来自中国西藏和索马里）的香水、由波罗的海的琥珀制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沉香木家具。空气中弥漫着外国熏香的气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着价格昂贵、工艺精巧的产品。你来到朋友家做客，她会端给你一杯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冷饮。这家人炫耀着他们新买的东西：一张由爪哇檀香木制成的精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里的许多小摆设看上去都是进口的，彰显着你朋友的国际化品位。这座城市与遥远的地方有着许多联系，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这就是公元1000年中国城市泉州的样子。
——摘编自（美）韩森《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
有学者认为，公元1000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这是贸易路线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时刻，货物、技术和人们得以离开家园，去到新的地方。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普通百姓也受到了影响。请评析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不能重复材料）材料：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等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强调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以及人口兴盛功高绩伟，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重申废止中医的理由，中医界“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大争论
材料一 英国组建皇家特许的东印度公司的初衷，是将本国优势商品毛织品等销售到亚洲。结果，非但销售欠佳，贸易船只反而满载印度棉纺织品回到欧洲，这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印度棉织物热潮”和“印度热”，并在17世纪70～80年代之后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有关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社会大争论。事实上，进入17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对海外物产特别是亚洲的咖啡、茶叶、瓷器、印花布以及美洲的蔗糖、烟草等成瘾性奢侈品需求大增，预示了新的社会变革和新社会风尚的来临。
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亚洲货物占比统计（单位：%）
时期 | 胡椒 | 咖啡 | 茶叶 | 棉纺织品 |
1664—1670年 | 20.01 | 0.63 | 0.02 | 62.59 |
1731—1740年 | 4.3 | 5.35 | 9.26 | 65.35 |
材料二 日趋流行的印度棉布消费与进口问题，引发了英国支持者与批判者的两极分化。那些与毛织物和绢丝物相关联的商人、企业主等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最尖锐、最猛烈的批判声音。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以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关税，1690年、1700年这一关税则分别增加到20%、35%。1700年议会通过的《禁止进口棉织物法》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1720年政府和议会迫于压力通过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则更加严厉，规定自1722年12月25日起，一切使用、穿着印度棉布或售卖行为皆为非法行为。而东印度公司则认为，进口价格低廉产品，有利于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壮大制造业规模，其拥护者还主张东印度贸易创造的巨额财富拓宽了原有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为英国引入了新的制造行业和职业种类等等。双方展开了小册子大战和示威运动，当时超过100种小册子出版物发行，知识精英、哲学家、新闻记者和专业学者等人士大都投身其中，他们使用夸张的修辞试图说服立法者和普通公众相信他们各自的论点有理有据。这场争论至1720年后渐渐进入尾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曹瑞臣《棉全球化视野下近代英国社会对棉的消费及其社会论争》
(1)这场大争论主要是由哪些矛盾引发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相关史实，对这场大争论予以评析。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材料 孙中山与“造路救国”
○请问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孙中山《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6月25日） ○今日之中国，麻木不仁之中国也，其受病之源，则由于交通不便。如由山东至新疆路程，须五、六个月，较西人环游地球，尤为迟滞……人不活动，则为废人；国不活动，则为废国。 ——孙中山《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7日） |
孙中山为南洋路矿学校的题词（1919年12月）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孙中山的“造路救国”理念。
材料 19世纪中叶开始的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沿海与腹地的概念。从此，沿海地带尤其是长江沿岸城市从古老的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孤立的现代化发展，并且形成了与腹地相对立的沿海地区特色。这些沿海城市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犹如一个兀立的孤岛，人们期望这些孤岛上的现代性因素能够向传统的腹地扩张传播，产生“扩散效应”，用现代化的“中心”带动传统的“边缘”，以期使现代化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整体进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地区与传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而呈现出彼此封闭和排斥的格局。于是，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出现了，当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地区和部门却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材料 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并逼近上海，上海一跃成为中外关注的重点城市，对上海问题的探讨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1927年6月 4 日，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报纸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认为上海的建设都是外侨的成果（即为有外国国籍的华人），同时为“上海问题”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仿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认为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确保上海的世界性商业和工业领导城市和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
一位署名吉尔伯特的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上海是纯粹的外国人的创造，“在1861年前，这块由中国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县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烂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区域外滩“原是废弃的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但是这里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原因是“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勇气、信念和希望把这里变成了 10 层的高楼，这里的地价是上海城的 100 倍”。 “外国人花了五十多年时间把这块沼泽变成了一座令人赞叹的城市。很清楚的是，他们被限定住在那里，也就是说那里是他们的聚居地，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人管他们。 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建成，中国当局并未出过力。”
7月，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议主席王晓籁在接受美国记者代表团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权，并称“（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占总人口数的 96% ，所纳市政捐税在55%以上，但是华人在租界市政管理中的地位与权利与此极不相称。统治这座城市的西方人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 此外，华人教育经费很低，只相当于工部局乐队每年的经费。上海租界华人的不平等地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摘编自《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开发中华人的贡献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