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食盐专营体制，对盐行业产销统一归口管理，在预防和消除碘缺乏病危害、保障食盐质量安全与供应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这一体制的运行也导致了诸多问题：许多盐业局和盐业公司政企不分、专营权和监管权不分，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产销主体分离、各自为政，宏观调控乏力，导致产能过大、产销失衡、生产过剩；企业过度依靠专营政策，缺少市场竞争压力，不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亦缺少提高技术水平、自主创新的动力。另外，缺少竞争导致的效率低、成本高的情况，也难以从经济上抵制私盐流入市场。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废除了食盐计划管理和政府定价机制，要求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批发企业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允许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以自主品牌开展跨区域经营，实现产销一体，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盐业管理体制。

——摘编自段俊光《浅谈盐业体制改革与盐业市场管理》

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类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责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据报道，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笔者注意到，这是该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意味着各方期待的立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事宜已加快步入“办事”日程。

——摘编自人民网《立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后，将战国时期各国道路整合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开辟出通往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线。汉唐时期，南北道路交通空前加强，西北、东北、西南陆路交通进一步向外拓展。宋代，民间开辟且免征商税的私路出现，官路体系下驿路与县路之别正式制度化。元朝陆路交通以大都为中心向各个行省和统治区延伸，尤其是向东北、西北、西南方向延伸更广。明代基本承袭了元代的陆路交通格局。清代根据驿站设置状况，将驿路分为三等：主要由北京通往各省城的官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的大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小路，官路和大路主要服务于政治和军事需要。

——摘编自曹家齐《万里通途：中国历史上的陆路交通》

材料二   2008年底，公路总里程已达373万公里，是建国初期的46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60302公里，一级公路54216公里，二级公路285226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占总里程的比例为10.72%。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达199.56万公里，路面铺装率达到53.5%。公路密度由1949年的0.84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38.86公里/百平方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312.5万公里，通公路的乡镇、行政村比例增加到98.54%和88.15%，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达到88.6%，农村公路路网已经延伸到从高原到山区，从少数民族地区到贫困老区的各个角落。公路养护里程475.78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98.2%。

——据李晶《中国公路建设60年：从8.07万公里到373万公里》等整理

材料一   明代以后，市镇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兴起。广东的佛山镇到明中叶户数过万家，居民大都从事冶铁业，其铁制品远销到国内外市场，成为南方一大镇。江苏的震泽镇、盛泽镇都是因为丝织业的发达而成为丝织业市镇。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采用了拥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作坊或工场。……吴江的八斥、严墓等县市旅店、酒馆等服务业发达，“其城内及四门之外皆市廛，圜闺商贾辐辏，货物腾涌”。……上海在宋时才称镇，至明时成为东南交通重镇，人口增至十几万，“襟海带口，舟车辏集”。浙江的乌镇，“当商贾之航，闽粤而漕江浙者，亦咽喉于此。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黄河三角洲，市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黄河沿岸的齐东、惠民、青城、滨县、蒲台等县因得航运之利，市镇发展就比较迅速。1904 年胶济铁路通车后，周村的商业功能逐渐被新发展起来的济南、张店等地取代。……近代以来，洋油、洋布等廉价产品的大量输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农民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就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来获得资金。且产品开始向国外和国内其他区域输出，输出的品种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经济作物棉花、花生、大豆、烟叶等种植面积扩大，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也出现商品化的趋势，如惠民县有72%的小麦用于出售。

——摘编自王爱民、李靖莉《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发育》

材料三   1979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1978—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18%之间，发展到51.27%。1978—2018年，全国城市由193 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由2176 个发展到21297个，且建成全国特色小（城）镇403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城）镇有62个，国家森林小（城）镇有50个。1981—2017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56 225平方公里。1988—2017 年，全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由7 025 亿元，增加至52.1 万亿元，占全国的63.0%；全国城市道路面积达78.9亿平方米，供水管道达79.7万公里，供气管道达11716 公里。

——摘编自《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阔步前进》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铁路经过军事管制，终于逐步回到人民手中。参照1950年4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在昆明铁路局的统一领导下，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包工制，按计划接收铁路院校毕业生和城镇复员军人，使之成为铁路局固定工。固定工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分类、分级，通过考工、考核等方式，评定工资等级，并对从事野外测量、钻探的职工给予生活补贴。1950年6月，《铁路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对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等制定了严格处理方式，对创造发明和技术改进等给予表彰。同年7月，昆明铁路局严格按照中央规定，对职工的生育、养老、医疗等保险事项进行初步建档。

——摘编自李海燕《新中国建立初期云南铁路劳动工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