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中叶以后的城市变化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新兴城市的特点并分析其兴起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哥伦布之后，亿万年来相互分离的生态系统开始相遇融合，形成了“哥伦布大交换”，掀起了动植物以及人种的迁移融合狂潮。这一交换将玉米带到了非洲，将番薯带到了东亚，将马和苹果带到了美洲，将大黄和桉树带到了欧洲，同时也交换了一些不那么常见的生物。欧洲人所做的只是将大部分美洲和亚洲，以及小部分非洲改造成欧洲的生态版本，从而让他们这些外来人口更舒适地享用这块新土地。欧洲人的远征和扩张促成了全球生物物种的混杂、交换和融合，最终导致各大洲的生物种类越来越相似，同一化程度加深。
——摘编自【美】查尔斯·曼恩《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材料二 新大陆的猪、马、牛、羊等大牲畜，也是从旧大陆引进的。时人戏称：有三大动物引领着大征服——西班牙贵族、猪和马。在土著人口纷纷死于病菌时，猪却大量繁殖。殖民者随处放养的猪，几乎是他们早期的唯一肉类来源，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马为欧洲人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赢得了一定的军事优势。马作为畜力的使用，改变了新大陆以人力为主的劳动模式，影响深远。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伦布大交换”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全球物种交换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康熙时，江、浙、闽、粤四地的开关和雍正时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越南和南洋各地以及部分欧美国家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输出的商品一般以棉布、丝绸、瓷器、铁锅、茶、糖为大宗，进口的商品则是哆罗呢、哔吱、玻璃、珊瑚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清朝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出超的地位。
——摘编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近代中外贸易以正当商品的贸易为主，还夹杂有鸦片贸易。在1871-1936年间中外贸易中，进口的棉布从30.5%下降到1.5%，钢铁从0.9%上升到13.2%，机械工具从零上升到6.4%；出口的茶叶由52.7%下降到4.3%，棉纱及棉织品由无上升到3.0%。尽管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的中外贸易仍对中国近代化起了不可否认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秀琴等《略论近代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材料三 1978—199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1356.3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6.6%和14.6%。2002—2008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速达26.7%，其中出口27.9%，进口25.1%。自2001年开始，中国外贸顺差逐年扩大，至2008年已达到2954.6亿美元。
——摘编自《新中国60周年经济史记之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外贸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外贸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积极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一说你对外贸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15世纪以前的欧洲，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也常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
材料二 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16世纪以来，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这句话的理解。(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化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概括卢永根院士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卢永根院士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国王授予部分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特许权，建立了众多的特许公司，其代表有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 莫斯科公司 | 成立于1555年，拥有对俄贸易特许垄断权。公司向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为呢绒和火器，从俄国输入主要为蜂蜜、鱼油、毛皮、木材和海军军需品等。1698年其垄断权被取消。 |
| 利凡特公司 | 成立于1581年，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该公司每年出口价值约15万英镑的呢绒，进口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料。该公司利润率高达300%，其势力越来越强大。到1825年才最终失去特许状。 |
| 东印度公司 | 成立于1600年，拥有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后又获得官吏任命、审判、军事等权力。每年向国内提供产自亚洲的棉布与丝绸，获利巨大，并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印度事务。 |
——据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相继建立。这些企业隶属于总督、巡抚，形同官府衙门。后又建立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总办、督办也均是由政府任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提出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例，准许民间投资开办。20世纪初，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逐渐转为商办企业。为此，清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
——据周其厚《论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在英国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企业与英国特许公司的不同之处，并简析洋务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代耕地与粮食种植情况统计（部分）
| 朝代 | 春秋战国 | 秦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 | 宋辽金元 | 明 | 清 |
| 全国耕地面积（亿市亩） | 2.3 | 5.72 | 3.85 | 6.42 | 7.2 | 10.7 | 14 |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重（%） | 94 | 94 | 90 | 90 | 90 | 85 | 85 |
材料二 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粮食的总供应量充足，二是能够使所有人获得需要的粮食。在传统社会，农业的收成主要依赖于自然因素，一旦气候变化，就会对粮食产量进而对粮食安全形成较大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粮食产量的高低。在同一时间，有的地区粮食丰收却“粜售不出”“粮价低贱”，而另一地区则因为粮食歉收而人们“食不果腹”。同时，在古代阶级社会里，无地少地的农民因封建剥削制度的影响而在粮食分配中处于弱势，最易发生粮食危机。
——以上材料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原因。(2)据材料二、概括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材料 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对天地的敬畏，发展成为每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都要有一种使命感，都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道家提倡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佛教认为慈悲为万善之基、众德之藏。明清商书中常有教导从商者要有救困扶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的内容。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很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业。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
犹太人经商绝不仅仅在于赚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基督教的主张并不只是关于一个民族和某个人幸福，而是倡导全人类的幸福。中世纪的神学家和道德家认为商人要想消除自己的罪恶，消除金钱的罪恶，只有把这种利润用于救助他人，接济贫困。西方人同时认为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行善积德，更是一种“公共义务”。犹太人谚语“如果赚的钱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犹太商人有这样的思想：除非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不然过多的财富并无用处。在犹太—基督徒看来，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是上帝，他们只是上帝财产在地上的代理人，助贫扶弱是上帝所喜爱的行为，慈善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到17世纪早期为止，伦敦商人建立了众多的社会济贫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建立学校专门收容贫幼孤儿，建立济贫院为贫民提供食宿等。
——据李存超、王兴元《宗教文化视角下东西方商业伦理观差异比较及启示》、张海英《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分别指出东西方商人社会责任观念的异同。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东西方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念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 保山坝，是保山农业的代表。史料记载，远在殷商时代，保山坝土著居民“濮人”已向商朝纳贡。保山坝人更是以吃苦耐劳的“大肋巴”精神，精心耕耘着自己的家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向大地要粮的过硬本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惠农政策。保山积极响应国家政策，1990年在保山坝6个乡（镇）50个行政村（办事处）建设10万亩吨粮田，并组织吨粮田指挥部负责实施。新型两系杂交粳稻育种理论和技术创新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十四个“保大麦系列”新品种通过国家品种登记。保山市啤饲大麦高产栽培五年创五个全国第一。1957至1995年，保山地区累计调出84.8亿公斤粮食支援全国各地，2018年保山市粮食已连续十五年增产，被人们赞誉为“滇西粮仓”。
——摘编自郑家文《保山市粮食生产发展的辉煌历史成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进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特点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