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代万历年间瘟疫流行。旱灾经常与瘟疫相伴随，使瘟疫迅速蔓延，加重瘟疫的危害性。旱灾有时还伴随蝗灾，旱灾导致禾稼尽，饥荒不断，粮价飞涨，人相食。“民饥多疫”是万历年间瘟疫发生的典型特征。除了旱蝗灾外，受地理环境影响，一些地区受到其他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灾害同样与瘟疫相伴随。像一些地区经常受到水灾影响，如上海嘉定县万历三年乙亥，大水疫。万历年间的瘟疫除了与其他灾害相伴随的特点外，还有种类复杂多样、患者症状不一、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流行特点。万历年间瘟疫流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朝廷停止大型工程，诏免灾区夏粮秋税，留以充赈并督促地方官员维护好社会秩序。《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了万历年间一些应对瘟疫医术高明、积极作出贡献的医生，如浙江周行县蔡系施药，救活数万人。

——摘编自王金鹏《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