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原因。
材料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自幼嗜好医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伤寒杂病论》得以成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价值。
材料 19世纪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饱受公共卫生问题的困扰。各种环境污染为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场所，乱丢垃圾为疾病媒介提供有利条件，而激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城市卫生防疫措施的滞后导致高死亡率，越来越多的居民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城市卫生改革主张。各种公民改革团体在寻求解决垃圾问题办法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消除城市罪恶、腐败和疫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坚信能够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改变行为。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应用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医学知识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受英国环境卫生理念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意识开始觉醒，1894年，乔治·华林在纽约推行了一场街道卫生改革，使垃圾管理现代化，推行卫生教育，并将环卫工作转变为必要的城市服务，对美国城市的卫生状况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华林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卫生科学的重视，在促进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提高市民城市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丽敏《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城市环卫改革（1895-1898）》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纽约城市环卫改革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纽约城市环卫改革产生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一 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世界爆发了首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由于当时正处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故称为“查士丁尼瘟疫”。主导民众精神生活的教会一再强调“上帝惩罚”而造成思想混乱和巫术迷信横行。参与防疫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缺乏合理的预案，仓促应对瘟疫，穷于被动应付，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更因缺乏治疗药物而加重了瘟疫扩散。政府救济活动无序，大饥荒导致和加剧了社会混乱。
——陈志强《公元6世纪地中海大瘟疫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疫病因其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凶险，成为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约发生93次大规模的流行。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宋代建立健全了信息流通渠道，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政府还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救活人数予以升迁和奖惩。疫病发生时，政府常常命令翰林医官院、大医局等派遣医学人员前往疫病流行区巡诊、赐药，向朝廷汇报疫情流行情况并提出应对建议。南宋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査士丁尼瘟疫”加剧扩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经验。参照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政府应该在灾疫防治中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历史上黄河六次改道年表
| 次数 | 时间 | 概况 |
| 第一次 | 公元前602年 | 暴雨冲毁堤坝，河水从东北方向流经山东西北部，再进入河北，从沧州入渤海 |
| 第二次 | 公元11年 | 新莽时期政局不稳，河决后王莽为防止河水北流冲灌家乡，刻意放任，造成河水肆意泛滥，从滨县、利津入渤海 |
| 第三次 | 公元1048年 | 战乱频繁，黄河年久失修，在河南濮阳东岸决口，向北流入卫河河道，从天津入海 |
| 第四次 | 公元1128年 | 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掘开河堤，黄河自此分北流、南流入渤海、黄海 |
| 第五次 | 公元1494年 | 右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太行堤以断北流，使黄河全河入淮 |
| 第六次 | 公元1855年 | 河堤年久淤积增高，河床渐成地上悬河，遇洪水频发，防御不慎，即成决口，河水自利津入渤海 |
——据岑仲勉《黄河变迁史》改编
材料二 我国人民为防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公元69年，汉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成效显著，史称“王景治河，千年无恙”。唐宋时期疏于治理，致使黄河在整个淮河流域频繁摆动。元代，贾鲁创造性地采用“疏、浚、堵”并举的方法在黄河主汛期开工治河，有效化解了黄河水灾、漕运安全、盐场安全等三大问题。明代，经刘大夏、潘季驯治理后黄河灾害大为减少。清代靳辅继承了潘季驯的治黄思想，通过疏浚河道、坚筑河堤等举措，使黄河全部归入正流，南北运河畅通无阻。
——摘编自董永立、杨明《历代黄河及郑州段的治理概说》
(1)指出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泛滥的原因。(2)探讨黄河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胭脂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红色颜料，绘画、化妆品等方面都需要胭脂。红花可直接于纤维上染色而无需媒染剂，是制取胭脂的主要植物。红花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北魏的《齐民要术》有专章记载红花的种植方法。此外，贾思勰还提到在当时种植红花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到了唐代，红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各个地区。红花的栽培、制作工艺，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元代甚至设置了“红花局”“红花提举司”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摘编自王冬松《“红花”“胭脂”考》等
材料二 1519年，西班牙发现了原产于墨西哥的胭脂虫，用它制作的红色染料是欧洲人见过的最鲜艳、最浓的红色。于是，胭脂虫红成为欧洲主要的红色染料，广泛用于纺织品、化妆品、食品等行业，西班牙人从垄断胭脂虫红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6世纪，欧洲画家的调色板上也盛行胭脂虫红。1796—1820年，在墨西哥的年出口总量中，白银占75%，胭脂虫红占12%，蔗糖占3%。在当地的热带低地种植园里，西班牙人强迫非洲奴隶利用仙人掌养殖胭脂虫以提取色素。
——摘编自余玉霞《西方服装文化解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红花得以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胭脂虫红的生产销售带来的影响。
材料 12至15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高度繁荣，其市场范围远至黑海、非洲大陆等地区，在欧洲市场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其海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通过十字军东征开拓海外市场，在市场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以政府主导方式获得大量商业特权，以达到垄断目的。出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共和国政府十分注重城市环境的建设，威尼斯等城市的港口方便快捷，沿海布满了码头、仓库、客栈以及富商的府邸。共和国政府也十分注重市场秩序的规范，一方面政府建立特别的司法制度，解决海外贸易中的商业纠纷，另一方面政府也相继制定和完善了航海法规。意大利各城市实行的共和体制，能够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整合资源，维护社会稳定，是海外贸易繁荣背后的制度保障。综上所述，各城市共和国政府在海外贸易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运用看得见的手，开拓规范市场，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摘编自程洪福：《论12—15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概括12至15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高度繁荣背后政府培育市场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2至15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发展历史经验。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各分支中，唯有传统的中国医药学至今仍有强烈的生命力，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之一是它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即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在中医药学体系中，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这个体系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阶段的成就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摘编自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8年在毛泽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的号召下，中央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中医药事业方针政策，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总纲规定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条款，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证了传统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医药在中国古代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都有哪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