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博士，平时在地方巡医治病救人的同时进行医学教育，唐玄宗时期制定《广济方》，要求地方官员将其中常用的药方抄写下来，张榜天下，便于在疫情暴发时照方抓药，及时治疗。唐代政府设坊隔离，各州县设立“病人坊”，对病人收容、隔离、治疗，有效切断传染源，集中力量救治病人。唐代各级政府要求及时掩埋因疫致死尸体，禁止病人家属乱抛尸体，督促和鼓励家人将死者掩埋，有效防止通过尸体的疾病传播。

唐代中央政府会在暴发疫情之后调拨粮食发给地方或开放义仓赈济灾民，同时酌情针对灾情大小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用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册府元龟》中记载：“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也具都数闻奏。”官府规定了对遗孤的近亲收养制度，而且会予以补助两个月的口粮，用以保障这些遗孤。

——摘编自代有利《唐代防疫体制及启示》

材料   早在夏商周时期，柑橘就已经在我国进行了人工栽培，公元前3世纪前后，《禹贡》有“淮海 惟扬州。 ……厥包桔柚，锡贡”的记载，可见柑橘已经开始作为贡品进贡。秦汉时期，柑橘生产得 到进一步发展，《史记》中记载有“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表明当时楚地的柑橘生产 与齐地的鱼盐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地位。魏晋时期，各个柑橘集中产区设置了“桔官”,专司 经营柑橘生产、征收赋税和贡奉皇室。唐代，日本和尚田中间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进香，带回柑 橘种子，在日本鹿儿岛、长岛栽植，变异选择获得温州蜜柑。宋代欧阳修等撰著的《新唐书·地理 志》中列举了现在的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江苏及陕西 的南部，向朝廷纳贡柑橘。明清时期，柑橘业已表现出一定的规模化、专业化格局。清朝吴震方 《岭南杂记》记载：“广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明代的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中 十分推崇柑橘的药用价值，并对柑橘的药用性作了详细的叙述。15世纪时，葡萄牙人从我国台 湾、福建、广东带去许多柑橘品种，后传遍地中海沿岸各国；1892年，美国从我国引进桩柑，叫“中国蜜桔”。

——摘编自曾云琦《中国柑橘历史与文化价值研究》等

材料一   胭脂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红色颜料，绘画、化妆品等方面都需要胭脂。红花可直接于纤维上染色而无需媒染剂，是制取胭脂的主要植物。红花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北魏的《齐民要术》有专章记载红花的种植方法。此外，贾思勰还提到在当时种植红花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到了唐代，红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各个地区。红花的栽培、制作工艺，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元代甚至设置了“红花局”“红花提举司”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摘编自王冬松《“红花”“胭脂”考》等

材料二   1519年，西班牙发现了原产于墨西哥的胭脂虫，用它制作的红色染料是欧洲人见过的最鲜艳、最浓的红色。于是，胭脂虫红成为欧洲主要的红色染料，广泛用于纺织品、化妆品、食品等行业，西班牙人从垄断胭脂虫红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6世纪，欧洲画家的调色板上也盛行胭脂虫红。1796—1820年，在墨西哥的年出口总量中，白银占75%，胭脂虫红占12%，蔗糖占3%。在当地的热带低地种植园里，西班牙人强迫非洲奴隶利用仙人掌养殖胭脂虫以提取色素。

——摘编自余玉霞《西方服装文化解读》等

材料   中国的香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南洋香料尤其是印尼香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发展。宋元是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仅有的三次详细记载来看，各类香料是印尼三佛齐朝贡宋廷的重要物品。

明太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是未能杜绝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民间贸易，香料走私时有发生。清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南洋诸国只能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个时期，印尼的香料贸易网络已被荷兰殖民者所垄断。自1680年到1720年，每年平均有10艘左右的船舶从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航行到巴达维亚，用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换取香料等土产。还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到中国贸易，香料是他们向中国出售的主要商品。

从汉唐到明清长达千年的香料贸易中，中国与印尼区域的多个古代王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古代香料文化。古代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其宗教仪式中都以焚香为其重要组成。而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则成为皇室和贵族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五代李珣《海药本草》中记载了主要由印尼传入的沉香、肉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医药用途。明中期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料 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溢日常饮食。

——摘编自许利平《古代印尼与中国香料贸易的变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