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化、工业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粮食需求。19世纪开始，英国从世界大规模购买便宜粮食，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粮食的出口方为沙俄和广大殖民地，工业国成为粮食消费国。这个局面被“一战”打破，接替沙俄的是美国。美国利用优越的资源尤其是政府干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粮食体系。少数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部分国家和地区大量生产粮食，体系中其他地方则吸收这样的粮食。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变成世界粮食最大进口方。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开展工业化。但大部分国家，往往就用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大量进口看似价格低廉的美国粮食。这当然是一种看起来成本很低的工业化方案。但廉价的国际粮食也往往有毁灭性的影响，不利于培育自己的粮食生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受制于国际粮食市场。在世界局势更加不稳，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粮食体系运作不好的时候，常陷饥荒阴影之中。

——摘编自许准：《粮仓或是粮荒——走出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延续至今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深度改革，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1/5的人口，成就举世瞩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演变路径和内在逻辑》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各地粮价普遍上涨，加之国内粮食供求不平衡，造成对国外粮食供应的依赖有所增长，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为解决这一问题，都铎政府任命专门的委员探查各地粮仓，查办国内粮食贸易中回积居奇、转售获利、垄断市场等问题。1534 年、1536年，议会分别通过法案，禁止任何人拥有2000只以上的羊或两个以上的农场。1555 年，议会通过“限制谷物食品及木材出海法案”。爱德华六世时期，政府正式设立粮食储备委员会。1578年，粮食储备管理权从市政机关转到商人公司组成的12个同业联合会手中，粮食储备开始走向商业化。这些措施对平衡国内各地粮食供求、稳定粮价、接济穷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王明伟《16世纪英国粮食政策研究》

材料二 粮食安全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党和政府始终把粮食安全当成首要任务来抓，用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2014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突破1000千克，这一技术的应用为人类消除饥饿作出了突出贡献。自2016年起，中国连续向亚非拉50余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惠及上千万受灾群众。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外示范种植面积超过 25 万亩，技术成果示范带动超过450万亩，在温室技术、花卉种植等领域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摘编自赵磊《全球粮食安全与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

材料一马铃薯(俗称洋芋)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是皇室、显贵盛馔。乾隆年间推行垦荒增粮，马铃薯承担了重要角色，八旗子弟也以油炸、烧烤马铃薯为食。汉族人以为八旗子弟吃洋芋让人长得帅气，变得强壮有力，于是出现“吃洋芋，长子弟”之说。嘉庆年间，人口成倍骤增，适应性强的马铃薯种植已经遍及山南海北，垦者达千百万计，局部地区甚至以其为口粮，“吃洋芋，长子弟”遂成为中国人情结。

——摘编自翟乾祥《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等

材料二下表马铃薯与英国餐桌文化

——据史蒂文·托皮克《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及社会影响》等整理

材料三甘肃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2022年底，马铃薯制品生产能力达 70余万吨，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340亿元。马铃薯从“救命薯”到“温饱薯”，从“脱贫薯”到“小康薯”，再到“振兴薯” “营养薯”，极大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

——摘编自王朝霞《“小土豆”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材料一1888年，法国成立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法国的农业合作社才得以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农业合作社法》《农业指导法》《合作社调整法》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法国农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也从最初局限于技术，采购、销售、扩展到从产前、产中、产后，甚至包括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李先德《法国农业合作社》

材料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在1951年农民互助组基础上，由政府提出指导，如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1953年《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等，到1956年下半年合作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在当时企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农业合作社成为了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和方式，它使五亿多个体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三截至2015年，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总数达到了153.11万家，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近58倍。在出资总额方面，2015年年底出资总额高达3.23万亿元，相比2007年增加了的107倍。截至2015年，实行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的合作社约为81万家，占合作社总数的52.9%，以农产品生产服务为主的合作社约为43.6万家，位居第二位。一些合作社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采取共同出资、共创品牌、共享利益等方式，组建合作社联合社。近年来，各地不仅涌现出诸如农机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消费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等其他合作形式的农民合作社，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土地流转后富余劳动力组建的劳务合作社，以精准扶贫为追求、以财政扶持资金为支撑的扶贫合作社。

——摘编自《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一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执政党扬社了成本校大、经济刊益较少的农业郎门，把农业的赌注押在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上，导致了本国农业的逐渐落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25%：到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一座座以煤作为燃钟的大工厂连续不断排放出的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或问接地伤害着经常呼吸被污染空气的人们的健康。9世纪后期，英国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流行。

——摘编自刘俊俊《英国工业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建国后便产生了“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其中，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强调：用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免税进口必须的原料等。通过1门90年专利法，明确规定“保证发明家对于其发明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利权，以奖励种学的进步。”积极修建公路，开凿运河，加快商品的运输速度。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状植、帮助民族弱势工业的发展壮大。“工业立国”战略犹如指路明灯，引导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兵《略论美国“工业立国”赶超战略》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譬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改善民生。“一五”时期，在解决资全问题上，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摘编自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