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罗海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粮食安全政策及时代启示》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粮食贸易快速增长，至1981年已增长25.9亿吨，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逐步形成了涵盖削减和取消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和贸易扭曲的农业支持政策等内容的《农业协定》，如配额、出口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王溶花、曾福生《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二   2006年以来，粮价飞涨使广大居民生活水平锐降，贫困阶层更要遭受饥饿之苦。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每天忍受饥饿的人数将达到10.2亿人，而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增加。目前，粮食危机已使几十个国家出现动荡，加勒比、非洲和亚洲地区不少国家发生骚乱和流血冲突。2011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甚至在俄罗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都有所显现。

——摘编自杜志雄等《世界农业：格局与趋势》

材料一   宋朝继承汉唐以来由政府统一管理粮食征调、储备的办法，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仓储系统。宋代仓储多建于城市及近畿，乡村受惠有限。北宋初期，开封建有多座全国性、规模大的粮仓，受纳四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漕粮。为了将东南漕粮输送至京师，北宋在江淮漕运中实行转般法，于真、扬、楚、泗诸州设置了七所转般仓。常平仓“遇贵量减市价菜，遇贱量增市价籴”，平准粮价，调节粮食市场；广惠仓侧重于常规性济贫，是为配合政府福利机构而专门设立的恤贫仓储。从宋代仓记等文献记载来看，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在创办与管理上，既有地方政府参与，也有士人、富民、僧人等参与。这些基本奠定了元、明、清备荒仓储制度发展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杨芳《“国家大本，足食为先”：宋代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材料二   武汉的仓储承继国民政府，多年来仓制混乱，加之层层盘剥之下举步维艰，储藏问题频发，周转赈济等功效更是名存实亡。1953～1957年正值一五计划，恰逢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大改造实行，武汉粮仓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全国储运工作会议及《国家粮食仓库管理暂行办法》等指示，武汉粮食管理部门陆续开展粮食进出库、粮库普查、管理工作等，并结合武汉区位优势特点，提出了“查仓清资，摸清家底，加强计划运输，保证完成运输任务，提高科学技术，确保粮食安全，完成节约任务”的工作方针，并于1957年进一步提出“重防于治，治早、治好、治了”的工作重点。武汉粮仓在发展中展现出功能的扩充，如社会保障与救灾，丰年广积粮，灾年调存粮救济，发挥了仓储“储蓄池”的作用。

——摘编自张子涵《1949～1966年武汉粮食仓储建设研究》

材料一   古代的农业教育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为主，与农民、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善于积累农业生产中的经验，教育形式灵活多样，贯穿于古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写道：“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中国古代还设劝农官，督导农业生产和劝课农桑。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收录农书643种，其中《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是中国的五大农书。这些农书有的是按照朝廷命令颁发的，有的是官府组织编写的，有的是根据个人的实践经验和地方特点编写的，这些农书在传播农业知识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时赟《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

材料二   20世纪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中国产生，中国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时期。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认识和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农业交往和对世界农业研究的探索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2.走向世界的农业交往和世界农业研究的深化发展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3.开拓农业对外交流新途径和世界农业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

——摘编自张法瑞、李颖、王东春《20世纪中国对世界近现代农业的认识和研究》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各地粮价普遍上涨，加之国内粮食供求不平衡，造成对国外粮食供应的依赖有所增长，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为解决这一问题，都铎政府任命专门的委员探查各地粮仓，查办国内粮食贸易中回积居奇、转售获利、垄断市场等问题。1534 年、1536年，议会分别通过法案，禁止任何人拥有2000只以上的羊或两个以上的农场。1555 年，议会通过“限制谷物食品及木材出海法案”。爱德华六世时期，政府正式设立粮食储备委员会。1578年，粮食储备管理权从市政机关转到商人公司组成的12个同业联合会手中，粮食储备开始走向商业化。这些措施对平衡国内各地粮食供求、稳定粮价、接济穷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王明伟《16世纪英国粮食政策研究》

材料二 粮食安全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党和政府始终把粮食安全当成首要任务来抓，用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2014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突破1000千克，这一技术的应用为人类消除饥饿作出了突出贡献。自2016年起，中国连续向亚非拉50余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惠及上千万受灾群众。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外示范种植面积超过 25 万亩，技术成果示范带动超过450万亩，在温室技术、花卉种植等领域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摘编自赵磊《全球粮食安全与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

材料一     

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粮食产、销分布结构不均衡的条件下,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多意味着风险。换句话说, 不断加深的贸易自由化更有利于占优势地位的工业化国家。近年来,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疯牛病的暴发,人们越来越质疑集约化农作制所依赖的技术的可持续性。例如, 掠夺性经营造成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减退、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土地盐碱化和沙化对粮食减产和粮食安全的消极影响, 都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自然资源退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而贫困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则愈烈。特别是世界性水危机成为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 近8亿人营养不良,还有大量人口患有地方病、传染病等。这些因素导致众多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生产能力减弱、甚至丧失。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在人口剧增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城市化率迅速提高, 城市人口比重膨胀,但就业不足,导致贫困人口迅增。

——摘编自丁声俊 朱立志《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现状》

材料二     

首先，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新增1500万人，预计2030年将达到16亿之众，这将是中国未来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将促进粮食需求总量增加。第三，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粮食生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水、耕地资源将面临城市化和工业化激烈的经济竞争，目前中国农业国际参与度小，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比较优势日趋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农民受教育和组织程度低，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低，近几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每年以lO％的速率递增，粮食供应面临国际廉价粮食的竞争，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将日益显现。我国是一个农业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近30年仅因旱灾损失粮食就达1．5亿吨。因此，农业自然灾害对我国食物安全的影响不可低估。

——摘编自傅泽强 蔡运龙《世界食物安全态势及中国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