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治政府将西方民主政体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引入日本，并加以改造，使其适应日本社会。在天皇亲政的名义下，将东京作为改革的中枢，辐射到全国各藩统治时期作为地方中心的各城下町，以点带面，波及全国。明治时期，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选择的是大城市集中发展模式，即某一大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周边发展卫星城市，向外辐射和扩展。与英美等国先兴起资本主义农业，然后转向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不同，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将发展工业作为第一要务。其结果就是，在日本明治时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工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农村则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被拉大。

19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贫民人数也急速上升。以贫民窟居民和在纺织厂进行高强度工作的女工为中心，肺结核病大规模爆发。

——摘编自陈路《日本明治时期城市化剖析》

材料一   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查德威克通过出版调查报告来引起政府重视。1844年，恩格斯也在英国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英国城市公共卫生恶劣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向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控诉。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卫生管制，注重立法规范与制度建设，先后通过创建卫生总署、枢密院医务部与地方政府事务部等机构统筹管理公共卫生，最终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此后，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疾病威胁大大降低，曾一度让英国人闻风丧胆的全球性霍乱于1866年第四次爆发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了。经过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世纪末，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宁波气候湿热加之开埠通商，疫病容易滋生，政府采取设立时疫医院、完善公共设施、注射疫苗、举行夏季卫生运动会和卫生展览会来防治疫病的流行。为了改善城区环境卫生，政府陆续制定《公立医院暂行章程》等法律法规并在城区执行，还加强城市饮食卫生的管理，在饮食摊贩和饮用水管理上出台了严苛的管理措施。近代宁波帮的崛起，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在时疫救治方面，宁波民间力量更是不遗余力，发挥了巨大作用。1927年设市的宁波制定了相应的城市建设计划，并设立了专门负责的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局，取代了之前隶属于警察厅的卫生部门，到1936年一个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事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吴美蓉《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及启示》

材料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发布告:“西人称公园为都市之肺腑,盖市民借公园以救济健康。”第一所公园于1920年在清代抚署故址开辟兴建,原称第一公园,1925年改称中央公园。至1934年,广州共有八所公园。广州公园起初不要门票,后来改为收费,但价格仍非常低廉,因此一经开辟就成为广州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广州市民经常到公园跳舞游乐,“三号那晚,闻说国民花园开幕……到八点钟,已经没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是源源不绝,广州人的跳舞热,可算是厉害”。公园还要“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如中央公园曾举办多种音乐演奏会,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京剧与粤曲作为演奏曲目,还举办赛花会,广聚各种奇异花卉与名石书画。政府还在公园举办纪念活动,如1924年3月8日,广州妇女界首次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北伐胜利后,广州市民在第一公园开祝捷大会。

——摘编自 黄柏莉《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1900-1938)——以公园 、茶楼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