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0年至1910年，欧洲城市人口约增长6倍。19世纪末，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1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巴黎是欧洲第二大城市、法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巴黎人口在1801年为54.8万，到1851年达到105.3万，1896年则达到253.7万；1800年柏林版图扩大一倍，人口为17万，1890年则增加到160万。19世纪柏林不仅是德国的政治中心，且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属加工、化工、机器制造、纺织、缝纫等产业蓬勃兴起，教育、科研和行政机构快速扩张，银行、商店和中心商业区也随之发展起来。

——摘编自付成双《市场经济中的城市化：欧洲的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工业企业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

——摘编自王子全《二战后世界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