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一：中唐以前,四川盆地内除川西平原外，其他区域开发程度很低，与外部经济交往规模不大，主要以川西平原地区通过川北的栈道和直接经过长江顺流而下同外部往来的方式进行。在此状态下，巴郡(重庆)仅起着过境驿站的作用。中唐以降，随着川中、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的最重要的根、棉、麻丝产区。北宋中晚期，随着嘉陵江流域与外部经济交往的增多，重庆的川江枢纽地位逐渐成为现实，地理优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大散关一带的战争频发，大量的粮食、军需物资通过长江、嘉陵江运往川陕前线。频繁的水路运输使重庆到南宋时已发展成为“两江商贩，舟楫旁午”的集运输出大港。

——摘编自周勇《重庆通史》

材料二：1873年，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其初涉长江就遭到了英美航运公司的敌对。就连一贯在长江航运势力中争分夺利的美国旗昌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也暂时停止了相互倾轧，把挤垮招商局作为共同的目标。1874年7月，太古洋行的上海分经理给伦敦写信时曾说：“我们和旗昌洋行正在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公司的办法。”待招商局船只进入长江，太古洋行和旗昌洋行疯狂下调运费，“长江减至二两”，“使它仅能维持生计”。此外，旗昌与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还商定“同拦扬子江载运之业”、宣称“不许别公司同行矣”。这种不惜血本竞争凸显了外轮航运势力扼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企图。

——摘编自朱杰《试论晚清列强对长江内河航运权的侵夺和影响》

材料三：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自己修建成的。但运河一直被英法控制，每年从运河获得巨额利润。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权利及义务均移交埃及。英法立即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并在地中海调兵遣将。10月，英法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埃及机场进行轰炸。纳赛尔号召人民开展游击战，坚决表示战斗到底。这时，阿拉伯国家纷纷与英法断交，断绝对英法的石油供应。11月10日中国政府将2000万瑞士法郎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人民。美国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为此下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并以实施经济制裁威胁英法。1956年11月6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2月3 日宣布从埃及撤军。1957年4月，运河在埃及政府管理下全部通航。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四：1983年，中国交通部提出“有水大家行船”的方针，鼓励地方航运企业进入长江干线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84年，长江航运管理局撤销，组建长江航务管理局，建立政企分开的长江航运管理体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长江航务管理体制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在相应的历史阶段都较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基本适应了长江航运生产力与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16年，长航局深化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集中统一、权责一致、关系顺畅、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有效保障了长江航运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邹雪妍《开启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材料   长江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史前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参与塑造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商周起，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文化并耀于世，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明清之际，国家经济更是依赖长江流域。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思想创新、革命文化孕育发展的高地，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流域人文兴盛，“长江经济带”“长江城市带”“长江文化带”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

材料一   夏商周时期，木板船与风帆的出现让远距离海运得以实现。春秋战国时期，生铁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让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木板船结构日趋复杂。秦汉两代造船技术和海运技术蓬勃发展，控制航向的“尾舵”、折戗驶风技术及对季风规律的认识让古人“见风使舵”成为可能。隋唐航海事业日臻繁荣，继续领先世界。唐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运的官吏“市舶使”和六大港口，开拓出超过一万海里的世界性远洋海运线。宋元两代设立了航海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次自发出海，到达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及地中海等地区。明初，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七下西洋“维绡（木桅）挂席，际天而行”，随行船只200余艘，将世界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顶峰。清代前期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传统海运逐渐衰落。

——摘编自沙虞《中国古代航海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货轮开始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内陆，并创造出丰厚的利润。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中国商人开始提出借鉴西方的科学知识，自主开创新式海运，并得到李鸿章等一批在朝官员和爱国商人的支持。1872年11月，由李鸿章、徐润、唐廷枢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近代海运由此起步。到1927年，中外海运的市场比重依然是外国商船占70%-80%、我国商船占20%-30%的格局。抗战时期的日本统治区，日本控制了中国的各行各业，中国海运业也“颠沛流离”。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抗战时期由上海转移至香港，后又迁址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9年又随国民党迁往台湾。

——摘编自张诗雨《晚清以来我国海运事业的衰败与发展》

材料三   1981年，交通部将国营航运的全国营运由原先的计划拨款改为了银行贷款，年利率也优惠到了3.6%，还本付息时间为使用第一期进度款的10年内。通过金融杠杆的刺激，海运行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中远公司为例，从1978年到1988年的短短10年内，船舶从510艘发展到了610艘，吨位也从857.4万载重吨发展到1400万载重吨，年货运量从3600万吨翻了一倍多，达到了7600多万吨，航线到达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600多个港口。

——摘编自中国交通新闻网《畅通天下便利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