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政府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疫病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太医署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药局等官方机构。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走的是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道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体系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隔离病人的防疫措施。《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条文。两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出瘟疫流行的原因，注意到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卫生建设，建立规范的医疗救助体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防疫。到了明代，种痘预防天花，已受到广泛的注意。后来，人痘接种法传到欧亚各国。

1769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启发下，发明了牛痘免疫法。

——摘编自《中国疫病史鉴》等

材料二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霍乱在1817年至1923年出现六次大流行，其中第三次发生于1852至1859年间，包括亚、欧、非、北美多个大洲都未能幸免，此次大流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导致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的直接原因，但战时的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可能促进了这种传染病蔓延，所到之处带来了快速死亡。

1892年，控制霍乱的国际卫生公约产生。1907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成立。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2003年，中美 SARS疫苗研发与生物治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等

材料三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1971年，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失败了190次之后，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

材料一   19世纪美国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大量集中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创造卫生、健康的城市环境，市政官员、专业技术工程师、改革积极分子和普通市民联合起来，为解决城市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1888年，普罗维登斯组建了第一座市立的细菌学实验室。5年后，纽约市引进了巴氏消毒法。到1910年，超过1000万的美国城市居民用上了消毒过滤的水，使得纽约、费城、波士顿的死亡率至少下降1/5。19世纪80年代，环卫工程师们利用化学或生物的最新成果发明了污水处理方法。1908年11月，芝加哥市议会通过了城市规划，并授权市长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和推动这一规划。此后，城市规划成为城市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得到每一个城市的重视。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

材料二   中国近代城市由古代城市发展而来，其基础设施建设很难适应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设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20世纪初，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被搬至华界。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1916年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先后在北京、杭州等15个城市开展卫生运动。民国初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较好，但内地城市较差。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学在传承中寻求变革，但传统中医观念及诊疗方法依然流行。传统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注重个人的养生与保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针灸治疗使用广泛。中国近代，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医疗制度侧重于服务达官贵人，对百姓影响甚少。而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国家的公事。国家必须尽到责任，维护国民健康，培养国民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个人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

——摘编自皮国立《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省、市、县、乡镇、社区的医疗网络，方便患者就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我国推行计划免疫，有效控制了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疫病，如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医疗机构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日趋强化，各级医疗机构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确保全民病有所医。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强化全民卫生意识。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一       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通过长期和疾病作斗争，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元明清时期，瘟疫流行，温病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自近代以来，社会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使中医药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中医药界面临危机四伏的险境。

——摘编自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等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 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发展大事件

——摘编自朱建平《中国医药与改革开放4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