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对圆周率的推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书中提出了“周三径一”的说法，即圆的周长是直径的三倍，这是人们在对田亩的测量中发展的经验性认识。圆周率的准确计算对把握天体的运行规律从而精确历法有决定性作用，但“周三径一”逐渐不能满足精确历法的需求。西汉学者刘歆打造了更为精准的圆周率测量工具律嘉量斛。他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3.1547，世称歆率。东汉数学家张衡从圆与它的外切正方形关系入手计算圆周率。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对圆周率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创造出了割圆术。在他为《九章算术》所作的注中提到：“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割圆术体现了一种极限思维，为圆周率的计算建立了相关理论和算法。480年，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7位，往后近千年都无人超越。

——摘编自孙越《圆周率计算——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上的明珠》

材料—   早在西周时期，先贤就从哲学角度展开“和”“同”之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 难在“不同”中如何能求“和”,对此中华文化有长期的实践和多方面的积淀。例如从矛盾双方   的对立中求共性，包容差异中促发展；强调和谐、合作，但不能丧失主体性、消解自我意识等等。 “和而不同”是君子待人处事的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潜意识的处事准则。“和而不同” 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凝聚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共同体，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发展到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

——摘编自王建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源》

材料二   习近平主席强调：“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 那是不可想象的。”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因共生而繁盛。当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 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走“同 而不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老路无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走得稳、 走得远，只有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持续稳定。中国始终尊重“和而不同”,尊重 发展道路多样化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使各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交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包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及其创新》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端午节的历史

——摘编自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