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下大变局”。……秦统一全国为郡县，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罗马帝国前期，屋大维对行省制度进行了改革；元首省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由元首直接任命并对元首负责，新征服的地区自动成为元首省并有军队驻扎。元首经常派监察官员到各行省巡查，包括元老院省在内。屋大维开拓了公用驿道和建立了邮驿制，使首都与各行省的信息传递更为迅速，元首能够及时收到地方官员的报告。屋大维还设立税务都察使一职，主要职责为前往各行省收取税款。他规定行省禁止举行各种集会、结社活动，但却有意识地宣传对元首的崇拜，几乎所有的行省都建立了罗马女神庙和奥古斯都（屋大维）圣庙，人们每年都从行省内各地聚集到省府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

——摘编自杜建军《罗马啼帝国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一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材料二   不过应该注意到，周天子当时并没有真正的统治权，周初万邦并立，周不过只是其中一邦。……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诸侯和卿大夫之间，往往用盟约维持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周代存在着主权分割现象，却没有形成个人之间的主从关系。

材料三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当时的“天下”，中国即成为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材料一

图一图二图三

材料二   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元朝不仅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而且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帝师和宣政院。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史称“土司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的巴县衙门，始建于1667年，在平面布局上，20多间房围成3个四合院，形成了巴县衙门的大堂、二堂，大堂动刑罚，二堂理政事。大堂即正堂，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内有原告石、被告石，又称下跪石，绅士以上身份的人候审时可以不跪。二堂是知县商议政事的地方，取名“琴治堂”，表示知县一面弹琴，一面理政，寓意为仁政教化以德治县。

——据《重庆府志全图》整理

夫中国刑狱皆以贵治贱。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近代西方）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上下所为皆有所束。

——严复《法意·按语》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材料一   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官僚制度。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汉初）贾谊《过秦论》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三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之外，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四

《元史·百官志》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所谓早期国家，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状态。具体到中国而言，早期国家大致为夏、商、西周时期。当时，虽然出现了以王室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但社会组织中的地域关系尚不成熟，还无法取代血缘关系的影响。因此，血缘关系的瓦解是早期国家向成熟地域国家转型的关键。

——摘编自黄明磊《族群迁徙推动中国早期国家转型》

材料二   隋唐时期，国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巨型国家要正常运转、长久维系且有效率，没有制度的保障是无法想象的。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制度建设的典范。制度的完备对唐朝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尤其是促使唐朝走向强盛具有重要作用。唐朝崛起于东亚，制度的健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摘编自李鸿宾等《中国通史大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