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

——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

材料二   凡有政事，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付门下审覆，再瞎尚书施行；步骤精密……惟是事权分立，往往发生流弊，尤以中书门下两省，或论难往来，各逞意气。太宗深察其弊，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是谓政事堂，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议连署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钱穆在探讨中国古代制度时强调：

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二、……

三、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做出判断。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遵循“存要去闲，并小去大”的原则，废除了“郡”级建制，全国实行州，县两级制，隋炀帝时期，又改为郡、县两级制。李渊建店后，为赢得民心，恢复了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州县两级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金国划分为十道，并派遣使者对各州县官员进行监察，但是这些使者仅为临时任命，巡察结束回京后职务就即刻被解除。“道”仅是唐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虚拟机构，没有固定治所，因此不是固定机构。安史之乱后，掌管兵权的节度使开始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节度使的辖区叫“道”。自此，道成了州上面的一级行政单位，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域制度。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域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区划，首为路，初期有15路，最多时发展到26路；路下为府、州、军、监（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府是皇帝即位前居住或任职的州以及京都、陪都所在地，军是冲要之地，监是有矿产之地，府、军、监与州的级别相同，宋全盛时有4京府、30普通府、254州、63监；再下是县，全盛时有1231个县。这个时期县以下都设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其划分主要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