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给事中（门下省谏官）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白居易《郑覃可给事中制》

材料二   唐代谏官进谏，有专用之纸，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某次经筵后，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一场讨论，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帝：魏征此人如何？

首辅：魏征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贤臣也。

皇帝：魏征早年追随李密，又追随李建成，后来又侍奉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非贤也。

首辅：魏征所著《谏太宗十思疏》，至今也被视为正直之言，不可因人废言。

皇帝：唐太宗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岂为贤德之君？

首辅：纳谏一事为帝王盛美，故后世贤之。

皇帝：魏征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最终，皇帝决定经筵罢《贞观政要》。

——摘编自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等

注：经筵是大臣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活动，以“培养君德，成就帝业”。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求谏纳谏、任贤使能等德政，是明代经筵的重要内容。

材料   同中央一样，地方上也存在着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这主要存在于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京畿“内奉京师，外表诸夏”，有着特殊的地位。历代在京畿设官分职，其权限和级别都高于其他地方。京畿地区的司法工作由首都各级行政长官负责，除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凡中都之狱，皆受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直接对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负责。中央的司法机关也兼管京畿的一部分司法工作。京城的治安机构一直多于地方，而这些治安机构都有兼理词讼的职责。此外，在京的中央机关，包括各部、院、寺监、府、侍从、警卫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也拥有与本部门有关的司法权。因此，京畿地区的司法行政总是多途并存。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是地处“蛮荒”，就是该民族上层人士占统治地位。地处“蛮荒”者，有都护府、羁縻府、州或土官的设置，司法审判大多是“汉人用汉法，夷人用夷法”。而少数民族占主要地位时，各地方大都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司法审判上也与其他地区不同。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等，在地方上与州县并存，又有各自的系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凡涉及本民族的诉讼则自理，而事涉地方的则与地方长官会审，不同人犯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