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   《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和“华夷一体”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制度。清朝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皇帝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武帝时候设立州制不是偶然的。这时汉朝的疆域较秦扩大许多，设置郡国已达百二之数，管理有所不方便。有必要在郡国之上设新区划，置州刺史，使之督察郡国政务，中央因之了解到更多情况。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重“黄老思想”的传统，而用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治国。因此，儒家经典也被利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在全国设州也不例外，   《禹贡》 《职方》两篇是儒家经典中的篇章，合两者不重复的州名来设州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在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摘编自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

材料二 唐代道制改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以景云元年(710)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和开元二十一年(733)改十五道，置按察、采访使，确定道的治所和使府编制，变革道的运行机制为标志；到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以乾元元年(758)改置观察使， 大历十二年至建中三年(777—782)制定观察使及僚佐俸禄，道的建制纳入正式的官僚体制为标志，前后持续近70余年。唐中后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就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图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输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逸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