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承明制，除将明代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各一分为二，其他12个省级政区幅员基本不动。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清代前中期，朝廷与省督抚的关系更加紧密，省制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对全国疆域的整合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机制之中。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整体上放松对各省督抚大员的控制，一些封疆大吏趁机掌握省级兵权和财权，呈现省区逐渐疏离中枢的趋势。随着近代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形势逼迫清政府对省区进行划设、调整与整合，省制仍具有加强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安全的强大制度功能。

材料二 辛亥鼎易之后，各省实力派都督在清末离心潜伏的积累后乘机走上前台，分离态势日益明显。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地方军间各霸一方，省区力量取得主导地位，央地关系倒挂。省制变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能得到解决，冯系、阎系、桂系等地方实力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各为其利仍纷争不断，亦不得其解。大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省区先后设立省委，是对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快速发展，东北、华北、中南等行政区先后在解放区建立起来，各自管辖若干省级及以下行政单位。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划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最高发展阶段，克服了近代省区位置失序的弊端，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翁有为《近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等

材料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往往脱离不了西方现代政治发展要求和中国政治发展传统的逻辑这两种基本语境。然而，当我们在追究“中国问题”的根源，试图了解其发展脉络，描绘它未来的发展图景时，却也往往流连于对理想模式的关注，而忘记了中国最基本的政治需要，即处于竞争国际环境中对生存、发展的渴望。对中国来说，无论我们是尝试理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古代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实践的困难与努力，或是力图解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结构，从而力图找到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制度与组织安排等逻辑，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需求：在今天，它表现为革命、民主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但在昨天它却表现为其他问题，在未来，它还将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政治重心始终在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准这个重心，并由此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即推动政治转型，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体制与秩序。

——摘编自王安华《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朝对边疆和微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微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长期存在差异，从秦至宋，中原王朝承受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骚扰的压力，遂把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对南部边陲相对忽视，至元明清时期才略有变化。对于边疆“蛮夷”与微外势力，统治者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等制度，其主要体现在笼络、赏赐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播与浸润方面，向腹地以外的地区积极传播文化和影响，由此形成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施行的重点自元代起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而改变为更重视经营边疆地区。

——摘编自方铁《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材料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晚清政府已经逐渐改变了把西方国家以及周边藩属国和少数民族看作“夷”“蛮”的传统华夷观念，传统防边治边理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守在四夷”思想在地域范围上有了改变，由主要针对边疆“边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到“边外”地区。其目标已经主要不是通过各种措施防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而是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建立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屏障。在防御态势方面，进入“中外之防”后，晚清政府改变了古代“重内虚外”、重边政轻边防的边防方针和做法，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廷内部在1874年爆发的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1875年5月，清廷在上谕中为这次争论做了总结，一是肯定了“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二是明令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摘编自吴智刚《地缘政治危机与晚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