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举制度的创立绝不是偶然的。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垄断主要任途，九品中正制成为维护其统治特权的工具。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实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地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庶族地主势力更为加强；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各级官僚机构更加健全，封建官僚队伍迅速扩大。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迫切需要废除九品中正制，代之以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以便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者行列。科举制度在隋朝萌发，宋代科举在隋唐朝制度的基础上，有了不少变化。

——摘编自梁程勇《论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

材料二   作为英国皇室私人领地的东印度公司,其官员任命通常听命于皇家贵族的安排,公司中的职员大多是皇家贵族安插的人选。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这种任命权贵亲信的制度，显然无法支撑日益庞大的“日不落国”的管治。1806年，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几乎垄断印度经济)，在伦敦附近设立了一所培养行政人员的学院，...是根据该公司驻广州人员推介的科举考试模式，成了一种新的文官产生模式。东印度公司，又在印度实行了有限规模的行政人员选拔制度，当时都觉得行之有效。

——摘编自 《上海教育杂志》

材料三   公务员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法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观念。这种观念上的更新反映在政府人事管理领域就是迫切要求改革传统的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从1984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加强干部人事立法，主要经历了调研准备、试点运行、推行实施、健全完善四个阶段。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干部人事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9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摘编自中国网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10年历程》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在世官割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任定被限定于贵族范围内。察举制度创立之后，选官一般经现任官更察访，然后向政府举荐予以任用。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选官，择优录用。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材料二   孙中山借鉴西方近代文官考试经验，吸取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合理内核，创立了“五权分立”、考试任官的政治学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即制定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草案》《文官考试令草案》。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相继颁布《文官任职令》《文官保障法草案》和《文官惩戒条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制度。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考试院，着手推行公务员制度。1933年3月，公布《公务员任用法》，标志近代公务员制度初步确定。但是国民政府一面采用公务员制度，另一面限制非国民党员进入政府：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把公务员制度视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人事渗透、瓦解其统治基础的阴谋，坚决阻挠公务员法的制定和推行。总的来看，公务员制度在抗战之前推行效果相对较好，而到了抗战时期及至解放战争时期则步履维艰，流于形式，甚至是连形式都没有。

——据杨学为《中国考试制度通史》、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以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为标志，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该规定实施20年以来，一大批优秀人才陆续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为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韩达亮《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浅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在世官割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被限定在贵族范围内。察举制度创立之后,选官要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科举制则是通过考试选官,择优录用。

——摘编自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材料二　清末新政前后,清政府开始设立经济特科取士;废除八股后,又采取学堂育才选才和留学生毕业录用等措施。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受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影响,以强化文官立法为特点,中国近代文官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这些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具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可供借鉴之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显示出了其所特有的时代价值。

——摘编自关学增《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材料三　以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为标志,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该规定实施20年以来,一大批优秀人才陆续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为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摘编自韩达亮《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浅析》

材料一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宪法》皆赋予国会广泛的对政府、官吏的监察权。平政院、肃政厅、审计院、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是专门行使监察权的监察机构。肃政厅、国会享有弹劾权，他们提出的弹劾要大总统核批，大总统享有一票否决权。根据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和1925年《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设置监察部”的规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监察委员保障法》，保障委员的监察权力。监察委员的监察对象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小吏，凡违反国家法令、贪赃枉法，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均可弹劾。1937年，国民政府在各省设监察区，派遣监察使。监察使不但行使弹劾权，且负责各区内公务员的行动，人民疾苦和冤情，区内公署之设备等事项。

——摘编自张爱华王占华《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实践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立监察机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广泛吸引群众监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规定，在各级政府内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以“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其任务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作风不良、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设施的意见，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宣传监察制度的意义及其作用”等。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材料一   孙中山先生用西式民主与人权思想改造中国传统监察制度，首创“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遵循“总理遗教”，设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1931年，于右任宣誓就任监察院院长，有舆论指出，“然际此贪污风炽，廉耻丧尽……实为几千百万人民日夜之所企求也。”从统计数据看，监察重心为文官，但对武官的监察以将官、校官为侧重，如1938年，弹劾第四战区副司令余汉谋“放弃职守、贻误戎机”，1944年，弹劾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废弛防务”等。监察院在端正政风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党治”之下的派系纷争，监察规范的模糊不清与“法外生法”，监察制度的刚性缺失等诸多因素掣肘监察权的行使，以致其效能不佳，远未达到其预期，有失民众之厚望。

——摘编自张伟《民国监察权运行实效考察（1931-1949）》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立监察机关，广泛吸引群众监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在各级政府内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调查各类违法失职情况、征集群众意见等向监委作通讯报告。由于当时监察机关职责范围较为宽泛，缺少制度保障，其监督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1982年宪法颁布后，我国开始着手恢复监察机关，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察职能”的机构。2010年修订后的《行政监察法》明确，“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2016年以来，国家监察体制进一步改革，将行政监察机关从政府序列中剥离出来，明确国家监察机关的权力来源于国家最高权力，明确了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力，同时围绕三项权力赋予监察机关谈话、留置等十二项权力。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材料一   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经历了一个草创、发展完善和逐步败坏的过程。洪武朝七品御史巡按可纠劾地方任何官员。弘治以后，御史巡按制度发生了变化，巡按御史除独专出巡、举劾事之外，又攫取了不少行政、军事权。明朝统治者不断削减地方官的权力，而派朝官去控制他们，巡按“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实际取代了按察司。明代统治者对巡按侵权既没有相应办法防范于前，更没有得力措施制约于后。

——自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

材料二   1978年以来，党内巡视重新被提出来。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明确中共中央以及省一级党的委员会，可以向所辖地区、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全会正式提出巡视制度，由中共中央选派部级干部开展巡视，并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2001年中共中央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巡视制度。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巡视制度。2009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并成立中央巡视组，取代之前成立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表明派出巡视组的主体不是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而是中共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

——邢浩《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