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法经》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据《晋书·刑法志》载：“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法经》共分六篇：（一）盗（侵犯财产），（二）贼（伤人身体、犯上作乱），（三）网（审判），（四）捕（追捕），（五）杂（其他犯罪行为），（六）具（量刑规定）。法典视盗、贼独重，其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挖膝盖骨），拾遗者刖（砍脚），日为盗心焉。”《法经》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体现，其精神延续于北魏，又为唐宋明清律之太祖也。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449年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其内容如下：

——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