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的法治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意义。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一家一姓之私已不能应对高度竞争的世界，社会急需新的统治秩序……七国之中，为何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说起来，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所以国内并不存在其他六国那样庞大的贵族世家网络，法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才能推行。也正是因为开化最迟，统治者才会长期保持改革初心，奋发图强，最终化弱为强。
材料二：秦孝公时期，秦国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得益于四个工具的运用：一个是宣传的工具，一个是税收的尺度，一个是公安的工具，一个是社会评价系统。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秦国用完全忠实执行法令的“法律官僚”取代了王公贵族来治国理政，甚至不惜以暴力的形式推行这些法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建立法治官僚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秦国建立的法治官僚制度。
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过去在法学理论界，讲到法律制度的划分，好多都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来划分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从阶级属性讲，西方国家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属于资本主义法系。对于资本主义法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这种法律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
——栗战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材料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发展道路。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命运，尝试了多种宪法制度，都未能改变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状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导力量。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宪法制度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回应人民对宪法的期待。
——韩大元《增强宪法自信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根基》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西方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与时俱进”的史实。
材料一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对阴阳、生命的认知；殷商统治者用以龟卜等手段窥测天意。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新观念，强调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形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感应”思想。宋代，理学家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掘，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天人合性论。至明代，心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心就是天理。
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培养了国民仁爱温良和善的品性，更赋予了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文化内涵。如秋冬行刑、秋审制度、主张刑罚适中、施行德教的制度与原则。将天人合一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现实生活中，就是实现以和为贵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这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经世致用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圣君贤臣希望能够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好境界。
——摘编自何勤华、张顺《从“天人合一”到“以和为贵”——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法理创新与实践》
材料二 宗教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并且紧密联系。法律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宗教文化长期培养的结果。法律最初的绝大多数禁条几乎都反映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禁忌；最初的执法活动几乎全部被祭司所垄断，而法律观念则纯粹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后来影响法律制度，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公元9世纪开始，大洋彼岸基督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圣经》为法律总源的教会法不仅牢牢掌控着整个宗教世界，同时也伸向了世俗社会。《圣经》对西方自然法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圣经》中诚实、公正的观念对形成西方衡平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人权的理念，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宗教的新潮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以及汇集而成的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
——摘编自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特点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对近代西方法律的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法律与教化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殷商、西周时期，我国实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这时多靠礼法制度和道德治理国家。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据《左传》记载，铸刑鼎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不久，晋国也铸刑鼎。铸刑鼎这一行为，遭到了坚持以德治国者的强烈批评，孔子反驳到：“……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二 刘邦入关后宣布废除秦的苛刑酷法，又命萧何在秦律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外又增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到武帝时，补充了《越宫律》和《朝律》等。汉律重视维护家庭伦理秩序，对于老人、儿童采取优待政策，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而不向官府揭发，家族中的地位卑下一方告发地位尊高的一方，不但不会被受理而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汉律中有大量关于惩处官吏不法行为的条文，在案件侦破、裁判中，官吏存在包庇、审判不公行为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同时处罚受贿和行贿行为并且按照赃款数额比照盗窃罪处罚。汉代继承了秦朝乞鞫制度对案件进行再审以保障处理结果的公正，乞鞫的基本流程包括：罪犯提出复审、复审官吏书面查阅原审案件、开庭审理核实证据、作出复审判决、确为错案进行善后处理。
——摘编自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张晟基《张家山汉简蕴含古代刑事治理智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子产“铸刑鼎”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汉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韩非子》
孟子、荀子虽然对儒家思想加以发展，但他们这种以“仁义道德”统一天下的思想主张在战国争霸时期终究是纸上谈兵，不能适应战争兼并的形势……由于商、韩思想是将以“富国强兵”为基本目标的功利追求通过“尚农战”、“重赏罚”等突出强调功利予夺的制度性、操作性中介与“君主专制”紧密联系起来，既是商鞅、韩非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战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乔健《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徵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法国于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定封建特权，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它确认了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规定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等，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这部法典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摘编自王贵水《一本书读懂法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韩非的政治主张，指出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之争法家取胜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法国民法典》基本原则。结合所学，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简要比较中国《唐律疏议》与《法国民法典》本质上的差异。
材料一 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
——《韩非子·有度》
材料二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三 处罚有碍于皇帝生命安全、尊严及权力行使的规定遍布唐律各篇，专设侵犯皇帝而处死刑的不下二十条，以此来特别体现特别尊君之意。官民之间，官尊民卑。民置于官的支配之下。良贱之间良尊卑贱，贱民置于官的支配之下。《唐律户婚律》严格禁止自耕农出卖国家授予的口分田，如农户将口分田私自出卖，要给予笞杖不等的刑事处罚，但将没收的田地仍交农户耕种。对于买主只没收财物，但不追究责任。类似的规定还有一些。唐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体现了封建伦理的基本精神，即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
——摘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四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
(1)阅读材料一、二、概括法家和儒家的治国理念的不同？那个更适合当时社会形势？原因何在？(2)根据材料三概括唐律的基本精神，请结合时代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说明唐律基本精神的成因。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变化。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1)阅读材料一，指出汉代婚姻制度和西周婚姻制度的异同。材料二 唐与突厥互市，“以金帛市马”“以助军旅”，唐马“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代驿制“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各驿站的官马多至75匹、少至8匹，“冠盖相望，邮驿继踵”。士庶也喜骑马出行，“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马球蔚然成风，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突厥、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规模巨大。回纥“每一马易四十缣（注：细绢），动至数万匹”，除自身消费外，还将多余的绢帛通过中间商人不断向西销售。突厥、回纥还开始建设据点聚积物资，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回纥最初“风俗朴厚”，获得唐朝厚利后，登里可汗“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2)以绢马贸易为例，阐述唐代农耕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影响。材料一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巳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及现代思考》
(1)根据材料指出秦汉时期儒法关系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这种演变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趋势加以简要评析。
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玭《诫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唐代家训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郑国子产“铸刑鼎”与古代罗马编订《十二铜表法》相似的社会背景与共同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代家训哪些特点？分析成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