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的法治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意义。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一家一姓之私已不能应对高度竞争的世界，社会急需新的统治秩序……七国之中，为何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说起来，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所以国内并不存在其他六国那样庞大的贵族世家网络，法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才能推行。也正是因为开化最迟，统治者才会长期保持改革初心，奋发图强，最终化弱为强。
材料二：秦孝公时期，秦国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得益于四个工具的运用：一个是宣传的工具，一个是税收的尺度，一个是公安的工具，一个是社会评价系统。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秦国用完全忠实执行法令的“法律官僚”取代了王公贵族来治国理政，甚至不惜以暴力的形式推行这些法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建立法治官僚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秦国建立的法治官僚制度。
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自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受此影响，教育与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剥削阶级垄断的“旧教育”相揖别。劳动、劳动人民、劳动教育成为“关键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另一方面充分联系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引导未升学的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当时主流的教育论述、讲话和研讨都指向劳动教育，并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鉴于学校课程学术性高于实用性，升学性先于就业性，国家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把“勤工俭学”作为教劳结合的手段，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
—摘编自陈南《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兼论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历来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材料：直诉制始于西周时期，当时起名叫路鼓制，就是将鸣冤大鼓置于宫门外路边，并设有专门官员进行管理，只要有百姓遭受冤屈，就可以到宫门外击鼓鸣冤。然后由专职官员受理，层层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司法机关进行审核与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百姓的利益。如果案情涉及到官员贪赃枉法或是受理冤案的官员徇私舞弊，袒护地方官员，无视百姓的申诉，甚至暴力撤诉，那么就要受到惩罚。西晋时期，路鼓逐渐发展演变成登闻鼓，方法是将鸣冤鼓置于官员朝堂外侧，接受平民直诉，这种名称一直沿用到后世数个朝代。
到了唐朝时期，除了登闻鼓以外，平民上诉还增加了新的渠道，就是在皇帝驾车出行的途中跪地喊冤，把情况直接反应给皇帝，直达最上层。
宋朝基本延续了前朝的直诉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设立了专门的直诉机构，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两大机构相互协同，共同完成申诉处理，宋朝直诉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提高了百姓直诉的门槛，有严格的受理程序。对于不适用上诉的案件打回地方重审，而将真正需要上级机关审理的案件筛选出来，这有助于提高直诉的效率和案件质量。
……清对直诉的条件规定较为苛刻，清末设置大理寺管辖京控案件；辛亥革命爆发后，封建帝制结束，直诉制度就此结束。
——摘编自《浅谈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及其对中国现代信访制度的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存续的基础。(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直诉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法律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互为表里，并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先秦墨家与法家分别从理想法和实在法方面建构出中国古典法治的蓝图与理论框架，墨家的理想构图为统治者所排斥，法家的思想学说伴随着秦的灭亡而式微。汉代儒家又重新举起孔孟的大旗，沿着荀子的路径，采取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论证方式，奉儒学为正宗，将“礼”与“法”合为“礼法”，将“礼治”与“法治”融为“礼法合治”。最先实行的是“春秋大义”即以礼义为原则的“决狱”，后经魏晋、隋唐“律学”的阐释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纲常伦理最终成功地融入社会规则，尤其法制之中。
——摘编自王保民等《“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材料二 在中世纪西方，曾出现宗教与法律相互贯通的现象，法律往往成为表达一定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要求的重要形式。正是宗教对法律的这种长期渗透和影响才使法律以神圣的名义被信仰以英国世俗法律为例，基督教的平等观是其人权理念的基石；基督教原罪说使得其法律至上理念成为可能与现实；教会法与世俗法长期并存与互相争斗的事实催生了其宪政的分权理念；早期教会法重视程序的思想对彰显程序的法律原则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柴英等《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以基督教对英国法律的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演进历程。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内容的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基督教长期渗透和影响西方法律的原因。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对社会教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法治传统的不同点。
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西方法律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为英国法和美国法，英国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契约制度、陪审团与辩护制度的司法实践，阐释了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思想；美国的法律制度特色主要体现在宪政与司法独立方面，美国宪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美国宪法中所体现出的三权分立思想，阐释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法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成文法典的编纂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民法典》，它所体现的注重保护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思想是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和灵魂。西方法律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体制的制度体系。
——摘编自曹成旭《浅析西方法律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相比，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不同时期的法律概况与法律指导思想统计表
| 时间 | 概况 | 指导思想 |
| 春秋战国 | 公布成文法•法律走向公开 | 维护等级秩序；圣贤治国与立法；以法治国；一断于法 |
| 秦 | 确立了一整套法制体系，较为严苛 | 法令统一；专任刑罚 |
| 汉 | 汉初承秦制，汉武帝后“引经注律” | 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法家思想仍有一定影响 |
| 隋唐 | 在吸收前代法律成果基础上，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封建法典及司法体系 |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宽简，执法严明 |
| 宋元 | 增加新的法律内容，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民事、经济关系的调整 | 强化集权；强调义利，重视经济；严刑为本 |
| 明清 | 继承前代法律，中央集权控制力加强，制定综合性法典 | 重典治史；立法简约化；以德化民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结合了马克思列宁法制思想的毛泽东法制思想为指导，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法律条文。1954年，《五四宪法》的颁布使国家的法制正式确立，法制建设步入正轨。第一届全国人大宣布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除了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律有效，这就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法律纳入到新宪法的体制内。1954年到1957年，我国大力开展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批准了40多个法律、法令。同时，民法、刑法、诉讼法也在起草过程中，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体系调整的关系更广泛、内容更加完善。《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这种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我们一直沿用至今，是我国法制史.上里程碑性的建设。
——摘编自王欣阳《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法制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的异同点，并简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的背景。
(2)结合材料与所学的中外历史信息（中国史与世界史至少各一条信息），围绕“法制建设与国家治理”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西周晚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承袭西周时“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传统。平王东迁后，井田制被破坏，礼制衰落，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政权下移。各诸侯国统治者为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晋国地处河汾之东，炎帝故里，周边尽是戎狄国家。晋国虽属于以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宗周文化系统，但晋文化多从实际出发，宗法制文化淡薄，呈现尚实性特征，礼崩乐坏容易发生。自春秋伊始，晋国不断废旧革新，当其他诸侯国处于“尊尊亲亲”方针时，晋国已经开始启用“尚贤尚功”的用人方针，导致大量贤能的贵族登上政治舞台。春秋中后期私学大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晋国本来就是夏、商、西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晋平公在位时（公元前557～前531年），范宣子任晋国执政，制定刑书，并未公布。公元前513年，这部法被赵鞅、自寅铸于铁鼎，公之于众，标志着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据曾宪义《中国法制史》《论晋国的文化精神》整理
材料二 罗马法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法律在实质上是只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公民法，即“为本国公民而颁发的法律”，具有狭隘性。当国家扩展到一定的地步，外来人口增多，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旧有的法律便不再适合管理国家，于是适用于罗马境内各个民族以及外籍人的万民法产生，弥补了公民法的不足。战争、对外扩张为万民法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同样地，万民法也为罗马在军事上不断向外扩张版图而衍生出的扩大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提供了保障。随着帝国境内各方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各方开始学习对方的贸易制度和规则，使得罗马法包含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和理性原则被逐渐推广开来。而这样的转变带来的不只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对于法律体系本身的完善也有着积极作用。单单从法学的角度来说，万民法中所确定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已经达到了十分严谨的程度，被后世立法所广泛采用。
——摘编自许小亮《“市民法—万民法”的演进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国公布成文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发展史上万民法产生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两则材料，谈谈你对法律演进的认识。
10 . 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包庇犯罪，而官府对这种隐瞒、包庇的做法不予惩罚或减轻惩罚，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时期 | 发展情况 |
春秋战国 | 亲亲相隐，语由《论语·于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便成为亲亲相隐的基石。法家对此反时，如商鞅变法观定："令民为什伍而相 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新，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
汉朝 | 汉武帝时期，衡山王刘赐谋反，又欲废太子爽，太子爽上书告发其父。后衡山王因事败自杀，而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武帝一朝，不但提倡“父于相 隐".而且在父于关系上做了一定延伸，将养父子列为容隐之列。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匪孙，罪珠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亲亲得相首 匿"便成为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
唐朝 | 《唐律疏议·名例》春六：“诸同居（居住在一起的亲属）,若大功（大功、小功皆为旧时丧服名，按血缘亲疏程度进行划分）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见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密告）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 用此律。” |
——据郭程《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材料与秦汉“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亲亲相隐”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表述成文、立论正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