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0年前后，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全国已创建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鉴于此，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中央政府，并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放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1919一1949）》

材料二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评价它“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954年宪法总结了自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立宪的历史，借鉴了当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超越。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政治架构与体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之基本框架，我国之后的宪法政治体制皆以此为基础。

——摘编自范进学《1954年宪法实花及其评价》

材料一   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开始由农本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而传统司法不仅无法调适这种变化，其弊端还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何启、胡翼南就尖锐地指出：“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成，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就连晚清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也在江楚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虽有良吏，不过随时消息，终不能尽挽颓风。”

——摘编自吴永明《创制与革新：清末司法变革论析》

材料二   民国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等理念所笼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司法经验，在破除旧弊的时代里，社会精英抛弃了传统司法的精华，汲汲于从西方的经验中择优良者借鉴使用。而近代司法变革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选择之中茫然与迷失的重要体现。司法的正常运转需要借助诸多内外环境的支持，在国家独立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司法独立和司法自身的价值很难被人认识到。国民政府先后数次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的法治秩序，反而因加速了旧秩序的灭亡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摘编自江国华、李福林《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

材料一：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伦理并非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罗网与糟粕。“礼法合一”的律法结构形式，以“礼”与“法”的相互勾连，将“人”“家”“国”三者天衣无缝地统合起来。显然，家族本位伦理如果能够剔除专制主义与身份等级的控制色彩，不过分扬尊抑卑，不颂扬等级差序，不轻视个体人格价值，那么,其内在所蕴含的仁爱孝悌的亲情法则、谦和好礼的交往法则、诚实信用的经济法则、克己奉公的社会法则，都不失合理性及有效性。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二：在清末民初律法的演进中，中国传统伦理坚守着“经世之学”的信念，西方近代伦理也同步进行着大举侵入。律法的方向从“变法不变道”转换为“变法也变道”,律法的主体从“臣民”转化为“国民”,律法的主旨从“家族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位”,律法的标尺从完全的“重义轻利”转化为部分条款的“重利轻义”。清末民初的律法不停更改着自己的伦理内涵及具体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传统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没有被定格在历史的尘烟中，而是再度如浪潮般回卷、复归。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三：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法制确实在向西方标准转型，表现为西方形态化移植、引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外倾运动方向，这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除此之外，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还有一个内倾的运动方向，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运动要求。这与法律西方形态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近代化转型。

——摘编自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